以現在的金融市場化程度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而言，要達到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效果，降息之后也有必要降準支持。而且，在以往的政策周期中，利率工具和準備金工具也多是配合使用。再考慮到近期的貶值趨勢，外匯占款不容樂觀，這都需要降準對沖。

　　資金的價格也就是利率，同樣是由貨幣的供需關系決定，如果供給端也就是銀行的信貸能力沒有明顯的變化，單純調整基準利率無助于降低資金價格。央行[微博]此前7折房貸利率優惠的條文之所以成為一紙空文，無非是信貸資源有限，銀行沒有利率優惠的必要。

　　一般而言，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大多是通過流動性吞吐來達成目標。在降低廣義社會融資成本的努力上，如果沒有數量型工具配合的話，單純使用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效果十分有限。回顧既往，我國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時候，也鮮見單純的降息，歷次降息都是配合以降準等流動性釋放來達到穩增長效果的。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微博]認為，貨幣政策迫切需要由雙目標回歸單目標。在當前情況下，央行一方面被要求M2要穩定于13%左右，貨幣量不能投放太多；但另一方面又被要求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市場利率不能上升。但若僅為后者，卻會導致 M2超標。

　　在中金公司看來，高準備金率還增加了利率傳導機制摩擦力。雖然央行降息，有助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但融資成本下降，刺激貸款需求上升，貸款創造存款，又會帶來一般存款增加。如果此時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保持不變，就會帶來法定存款準備金補繳增加，引發銀行超儲下降，造成銀行間市場利率上升壓力，對降息的作用形成削弱。因此，下調當前超高的存準率才能和降息政策發揮更好的協同作用。

　　降息還會對外部流動性供給產生影響。降息將直接收窄中美利差，短期內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進而驅使人民幣掉期點數下行，繼而給予未來即期市場以貶值空間。2012 年的兩次降息經歷顯示，在降息初期，中間價一般會開在貶值方向。魯政委判斷，人民幣或將于 2015 年一季度正式開啟貶值。

　　如果人民幣走軟，無疑將對外匯占款情況產生不利影響。此前，由于貿易和投資的雙軟，外匯占款情況本不樂觀。在今年6-9月的四個月中，央行新增外匯占款累計減少近1000億元，這對應著基礎貨幣的回籠。此前的高準備金率的形成是為對沖外匯占款的快速增加，但現在形勢發生逆轉，就需要央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提高貨幣乘數。

　　而且，為了對沖經濟下行風險，并在這個過程中相對平穩地完成去杠桿，適度擴張仍有必要，后續的降息降準仍將繼續。可以說，去杠桿也需流動性緩沖，這是為了防止去杠桿過猛而沖擊經濟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