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現代農業之途

　　歷史再次將農民和農業問題推到中國變革的十字路口。只有堅定不移地探索、實踐適度規模化、機械化、集約式農業，中國才能擺脫“國際化農產品”威脅，穩健推進以現代農業為基礎的中國城鎮化進程

　　“歷史再次將農民和農業問題推到中國變革的十字路口。中國已無路可退，只有將‘國際化農產品’的外部壓力轉化成構建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動力，抓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契機，以土地流轉為切入口，建立起適度規模化經營的現代農業基礎，促進機械化帶動農業經營體制的實質性轉型，國家才能有效應對農業國際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日前，廣西壯族自治區主管農業的副主席陳章良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作出上述表示。

　　在他看來，構建中國現代農業，必須建立在加快農業經營體制轉變、保障國家主要農產品和政府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逐步實現農村和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前提之下，而以此為基礎的中國城鎮化進程才能得以健康推進。

　　作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陳章良于1983年赴美攻讀生物學博士。歸國25年來，他歷經生物學家、教授、校長再到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身份的多重轉換。作為西部欠發達而正在崛起的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地方官員，他能以一種開放和國際比較的視野，通過廣西蔗糖業發展來考察和詮釋中國農業現狀、國家糧食安全以及轉型過程中的主要問題和相關聯系，以現實和創新精神去解決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這位學者型官員強調，面對艱難而艱巨的抉擇，最高決策者必須決定哪些是優先問題，并做出優先的政策抉擇。中國現代農業的構建和城鎮化需要一個能夠面對挑戰且現實的戰略路徑。

　　糖業折射傳統農業特征

　　《財經》：“穩住了甘蔗就穩住了糖料，穩住了廣西就穩住了全國。”糖業對廣西究竟意味著什么？

　　陳章良：廣西現在是我國最大的產糖區，目前種植面積為1600多萬畝，有近2000萬農業人口的生產生活與甘蔗有關。2011年，廣西白糖總產量675.18噸，占全國總產量1045.42噸的64.58%，產量已連續19年全國第一。

　　目前國內糖價最高時每噸能達7000多元，即使按較低的6000元算，廣西600多萬噸的食糖產值達360億元。再加上食糖加工以及甘蔗循環經濟的整個產業鏈，蔗糖業及其相關食品產業在廣西有近1000億元的產值。

　　《財經》：但這一產業現在似乎也遇到了主要靠提升糖料價格和種植面積來發展的瓶頸。

　　陳章良：將廣西糖業發展僅歸結為依靠政府提高收購價是不全面的。以這種方式使農民受益的確直接而又有效，還能對長期被低估的甘蔗價格進行糾正，但這不是長久之計，如何形成與糖料價格上漲相匹配的蔗農收入增長機制，是更值得思考的問題。

　　這里需要指出，雖然目前糖料收購的市場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實行最低保護價收購政策等措施對糖料生產進行保護仍十分必要。目前發達國家對農業生產給予高額的支持與補貼，而國內對農業的補貼以及保護機制仍不完善，對糖料生產的補貼尤顯薄弱。

　　廣西糖業發展過去的確主要得益于甘蔗種植業面積的增長，但現在這么做的空間已越來越小。與種植蠶桑、木薯、香蕉等作物相比，種甘蔗效益并不算高，而伴隨著肥料、農藥、農膜等農資價格上漲，再加上農村青壯勞動力出外務工，農民種甘蔗的積極性在下降。廣西糖業的可持續發展正面臨著巨大考驗。

　　《財經》：這能否解釋廣西蔗糖產量連續三個榨季出現下滑的現象？

　　陳章良：它們是部分原因，此外蔗糖產量下降，還與庶糖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相關。

　　首先，甘蔗品種單一且退化明顯。由于新品種培育需長期和大量經費投入，培育非常困難。即便有新良種出現，由于農戶分散經營，生產規模小，對蔗農吸引力也不大。

　　其次，水利也是制約因素。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大興水利，但這些工程年久失修，灌溉功能嚴重減弱。廣西目前只有14.2%的蔗田有灌溉條件，大多數沒有灌溉設施，嚴重影響甘蔗產量。一旦遭受旱災，只能聽天由命。而只要改善灌溉條件，同一甘蔗品種單產就能增加30%以上。

　　再則，生產規模小、機械化水平低、生產成本高。廣西甘蔗機械化收獲率只有0.1%，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留在農村的勞動力不斷減少，現在砍收甘蔗這種勞動力強度高的工作只能由老人、婦女來承擔。勞動力價格從每天50元 －60元提高到90元－100元，春節期間達200元/天。砍收人工成本高成為制約甘蔗種植的重要因素。

　　從蔗糖業發展過程可透視出中國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等要素結合的傳統農業特征。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以后，分散小規模農戶經營的傳統農業怎樣向現代農業跨越，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難題，而這一難題在廣西蔗糖業發展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農產品國際化“雙刃劍”

　　《財經》：國內糖價高給廣西帶來大量產值，但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也使中國的糖無法與國際糖競爭。

　　陳章良：國內糖價過高是個致命問題。2011年以來，鄭州商品交易所的白糖期貨以及國內的白糖現貨都保持在6500元/噸高位以上，而現在國外糖到港價格在4600元/噸左右，有時更低。

　　每噸2000元的差價從農產品貿易來講不可持續，這也是國內許多經濟學家用“比較優勢”理論、主張用國家外匯進口國外糖的重要依據。如果不征收高額進口糖關稅并實行嚴格的進口糖配額制度，國內6000多元/噸的糖就賣不動。而如果大量進口糖，國內產糖企業、蔗農等都得遭殃，首當其沖就是廣西。

　　2011年全國進口糖197萬噸，比2010年增加了不少，2012年又比去年增加很多。照此下去，進口糖將超350萬噸。而廣西每年只生產600多萬噸，按全國1000多萬噸的糖產量計算，進口糖已占到30%以上，中國的糖產業會出現危機。

　　《財經》：按照我國制糖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要求，國產糖的自給率力爭穩定在85%左右。你所說的危機與之相關？

　　陳章良：這將導致中國糖業市場競爭加劇。如果糖價回落到4000元/噸，國內的糖廠就要緊張。當前甘蔗每噸收購價是500元，而1噸糖需要8噸甘蔗來榨，那1噸糖的甘蔗成本就是4000元，加上其他生產成本因素，糖價低于4000元/噸國內糖廠就虧損。在這種情況下，糖廠不會按500元/噸收購甘蔗，而是降低收購價，農民由于效益降低，將減少種植。現在許多場合講中國“大豆淪陷”的案例，糖業也有可能步其后塵。

　　《財經》：“大豆淪陷”成為農業經濟領域爭論很多的話題，從大豆、玉米、小麥、棉花，到糖這幾個大宗農產品的價格坐起了“過山車”，社會上出現了諸如“豆你玩”“玉米瘋”之類的流行詞。

　　陳章良：這種現象的出現，表明維系我國農產品結構平衡的難度越來越大，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農業安全的任務也越來越艱巨。

　　經濟界人士認為，我國大豆不具備比較優勢，向國外進口利大于弊，鑒于中國地少人多、貿易逆差大、外匯儲備多、農業污染嚴重等等因素，完全可以將種大豆的土地替代出來種其他較高價值農產品。糧食問題可通過進口解決，進口糧食就等于進口土地。所以，中國所謂的大豆阻擊戰，并沒有真正“阻擊”。但這卻給予我們警示：中國或許尚能承受國際化全面沖擊一個大豆產業，但若范圍擴大化，就會威脅我們的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中國糖業無競爭力可言，這是我國糖產業釋放出的危險信號。坐以待斃，還是主動闖出新路？

　　誠然，糧食進口可以起到資源替代和國際分工作用。中國只有18.2億畝耕地，基本保證農產品供給，中國大概需要30億畝以上的播種面積。將近5500萬噸的進口大豆，至少需要4.4億畝播種面積，而進口大豆，使我們擁有境外數量巨大的“影子播種面積”，其益處在于中國正在通過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來解決糧食安全問題。因此，適當的進口調整，不僅可以直接滿足國內消費需求，也可間接利用國外資源，使國內糧食作物之間、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之間以及其他農產品之間爭地的問題得到一定緩解。

　　《財經》：此觀點類似于陳錫文所強調的，“由于氣候、技術、品種和運輸等方面的原因，中國大豆生產比較效益比一些主產國要低，所以適當增加大豆進口，把種大豆的部分土地替代出來，生產其他高產、高價值的農產品，對中國農業農村經濟有利，也有利于促進國際合作的雙贏。”

　　陳章良：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其實，農產品進口所涉及的國家糧食安全、農產品價格和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根據“比較優勢”利用“土地進口”的單一思維，卻遭遇“多線”并行且密切相關的連鎖反應，這是始料不及的。

　　事實上，對外依存度過高的負面影響已經凸顯，不能就大豆說大豆，就糖談糖。這類農產品都是具有能源產品屬性、在全球期貨市場交易環境下具有金融產品屬性的農產品，也是由美國等農業強國主導、并與能源價格聯動的農產品，更是期貨與現貨價格聯動、國內外市場聯動的農產品。

　　以大豆為例，由于美國實行糧食與能源結合戰略，大豆、玉米則變成能源產品，又與期貨股票等金融市場發生關聯，國際投資基金將國際化農產品作為金融產品，既制造短缺，也產生過剩，風險大為增加。再加上大豆主要產品是豆粕和豆油，屬豆油和飼料原料，豆價上漲直接影響豆油上漲，并帶動其他食用油價格上漲。而作為重要飼料原料的豆粕價格上漲又帶動動物食品的肉、禽肉、牛奶等畜牧業飼料成本上升，連鎖反應則引發一系列農產品和食品類價格上揚，通脹由此產生。我國農產品大幅波動的主要因素也在此，而這種連鎖的多項反應是我們事先嚴重估計不足的，這不是中國人少喝豆奶、少用豆油就能解決的問題。

　　難點在于，我國糧食已進入全球資源品那樣的“中國缺啥啥漲價”“中國進啥啥漲價”的怪圈。當13億人完全失去大豆、玉米、棉花、糖的那一天，不知國際農產品價格又會漲到什么程度。外匯多，是可以買糧食，但不是負責任的態度。沒糧用錢買，在13億人的農業國度，行不通。2012年美國宣布大旱，全球糧食產品飆升，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可想而知。農產品和工業品不同，人不能不吃飯。如果因為國際糖價在4000多元我們就不種甘蔗了，全部進口，那國際糖價又會漲到6000元/噸以上。

　　況且，全球可供給貿易的糧食只占中國消費的一半，日本現在的糧食自給率為40%左右，若我國也下降到這一水平，國際糧食市場全部供給中國也無法彌補中國的供需缺口。再說日本等糧食自給率較低的國家在海外有自己投資的農場，供應渠道穩定，中國難以企及。因此，保證農產品和糧食的基本自足對中國至關重要。

　　《財經》：絕不能將飯碗端在別人手上是陳錫文等農業官員的普遍認識。看來你對國家糧食安全問題也非常擔憂。

　　陳章良：從發展階段來看，由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帶來的需求增加，糧食等農產品供求關系一直處于緊張狀態，隨著人口數量增加、城鎮人口比重增大、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農產品用途拓展，社會對農產品的數量、質量、品種的需求進一步提高，基本保障糧食總量、結構平衡的壓力越來越大。

　　而發展中國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階段轉變過程中，消費結構相應地處于快速升級階段，突出表現為直接消費糧食數量開始減少，但畜產品消費急劇增加，而畜產品生產所需的糧食需求爆發性增長。中等收入國家之所以糧食進口增加很快，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中國一定要清醒認識到在工業化、城鎮化轉型過程中幾億人進城究竟意味什么，即使不論制度和機制，也要實際考慮如何在物質、資源上保證實現這個難以跨越的“坎”。我們一定要有所準備。

　　《財經》：國際化猶如“雙刃劍”，關鍵是一個國家如果要保護或開放一項在國際上暫且不具優勢的產業，首先應該清楚限定問題內涵和采取何種政策或清晰政策的利弊，要有國家戰略布局并控制其負面影響。

　　陳章良：無論保護還是開放，戰略布局很重要。對中國而言，閉關自鎖不可取，不可能，也不可行。雖然中國糧食九年增，農產品出口迅速，但中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整體呈下降趨勢，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除大米外比較優勢都面臨嚴峻挑戰。中國應從三層面進行考慮：

　　首先，從宏觀戰略來說，中國農產品安全的核心問題，不是是否需要進口大豆、玉米，而是怎樣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農業資源、兩個市場確保國內農業安全。既不排斥農產品進口，也不一味全面進口。要審時度勢，在世界糧食供求難度增加、供需矛盾加深、國際農業資源爭奪明顯加劇的情況下未雨綢繆，抓緊進行戰略布局，為獲取長遠利益奠定基礎。

　　第二，從中觀來說，要在目前糧食進口擴大趨勢下，防止和緩解國際糧價波動對國內的負面影響，構筑中國糧食安全的“防護墻”，把握好進口的節奏和力度，通過適當進口來穩定國內物價和農產品缺口的同時，又照顧國內加工企業、種植農戶利益的整體發展。

　　第三，從微觀來說，抓住過渡時期的時機主動迎接挑戰，增強自身競爭力。以糖為例，關鍵是盡可能降低成本，改造以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為要素的傳統生產模式，探索并推進以機械化為引領的適度規模化的現代農業生產模式。

　　改造傳統農業之路

　　《財經》：你將改造傳統農業、探索機械化的適度規模化經營模式與國家糧食安全結合起來，并認為是中國提高競爭力的根本。但有人提出，因為缺乏競爭優勢，廣西應淘汰糖業。

　　陳章良：我不認為廣西蔗糖業就應淘汰，但降低成本是可行出路。生產成本依然是決定食糖價格長期走勢的重要因素。對于沒有足夠財力進行農業保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只有降低成本才能在扭曲的市場中生存與發展，而降低成本主要靠提高單產和降低勞動力成本。

　　從技術層面來說，單產提高主要是指培育新品種和增強水利灌溉。降低勞動力成本，主要是指減少收割甘蔗所需的勞動力，目前實現農機收割的機械化成為迫切需要。全世界的甘蔗地，包括蘇丹、非洲等國，都采用機器自動收割，可我們的農機至今不盡如人意。婦女成為強勞力，每人一天扛一噸。勞動力嚴重短缺，只能提高工錢，加大成本。

　　這種原始耕作方式、小面積經營為主的特征根本無法與國際競爭。同時，相當面積的作業空間缺失，亦導致中國的農機創新難以突破，新品種難以推廣。道理很簡單，新品種提高10%-20%的產量對農民誘惑力不大，地小了良種推廣很吃力，導致農機創新動力不足，更無力實現機械化。中國目前能生產各類汽車，卻無法造出高質量的甘蔗收割機。

　　《財經》：但聽起來難度較大的還是土地集中和機械化作業。都說廣西地貌復雜，甘蔗種植多以山地、丘陵、坡地、旱地為主，很難實現大面積的機械化操作，只能通過原始的人工砍收為主。

　　陳章良：機械化需要規模化，規模化經營是根本。地貌不是問題，屬喀斯特地貌，平地突然爬起，山多但不高，地勢較為平坦。估算一下，廣西有將近500萬畝左右的土地可以實現機械化作業。但每家每戶的地太分散，機器無法拐彎，條條田埂拖拉機進不去。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創舉，但大量農村土地分散、零碎、經營規模小的傳統特征已不能使農業規模隨著勞動力轉移而相應擴大，這不僅不利于機械化生產，也不利于形成農業生產關系的轉型以及專業化、集約式發展，從而造成農業科技創新和基礎設施投資與億萬農民之間的交易成本過大，這實際上嚴重阻礙了中國積極應對“國際化農產品”挑戰的進程。

　　值得指出的是，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和勞動力的大幅減少，實際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戶并沒有實質減少。為什么農民沒有積極性？盡管廣西土地已經確權，但如果拆掉田埂，農民擔心沒人付錢，田埂找不回來；進城找不到工作，回家沒地種怎么辦。政府又擔心失地農民會導致貧民窟產生。全球金融危機開始時，廣西從沿海地區回來了200多萬打工的農民，如果他們沒有穩定的工作，那是非常危險的。

　　《財經》：你的意思是說，土地相對集中是實現適度規模化經營的前提。全國農村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不能限制及強制農民流轉承包地”，這是否意味著以土地流轉推動規模化經營？

　　陳章良：有序推進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化經營是構建現代農業的基礎，關鍵是如何選擇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方式、程度與速度。

　　事實上，承包制一開始，就意味著土地流轉。1984年的一號文件就規定，個人不愿意承包的地，集體可收并重新轉包，也可個人直接轉包。1986年規定土地可以流轉給大戶，以進行適當的規模經營。1993年對規模經營進行了規定，即農民在自愿的原則下，進行適度規模經營。此后，國家也相繼出臺了土地流轉問題若干規定和《土地承包法》，提出協商、自愿、有償三原則，規定承包戶為流轉主體，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強迫或阻礙承包戶進行土地流轉。從2005年起，中央又頒布了《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對其流轉行為進行了規范，但較為籠統，對流轉方式和期限只作了原則性規定。后來，又明確提出“允許農民以多種方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但對如何支持土地流轉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同時也缺乏對失地農民利益的保護措施。目前大家對土地制度必須進行改革這一點已較為清晰并達成共識，但如何進行土地制度改革仍是一個復雜而有爭議的問題。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重慶、成都、深圳、浙江等地都在進行嘗試，廣西也在甘蔗地里進行試驗。就廣西來說，目前土地流轉有不同模式，有蔗農直接流轉，政府引導、集體和農戶結合，糖廠與蔗農協議，外來資本、種植大戶與合作社共同經營，蔗農、糖廠、政府聯合的流轉模式，都處于探索階段。一方面，由于勞動力不足和成本加大，土地急需流轉以實現機械化耕種；但另一方面，仍有部分農民依靠土地為生，盡管部分勞動力已轉移城市，但擔憂“失地”顧慮重重，為保持其完整性，他們或許要接受被動流轉。因此，廣西在選擇進行流轉地塊時，偏重選擇那些勞動力已經出現明顯匱乏或地多人少的地塊進行，相關矛盾不太明顯。但隨著流轉的深入，一系列問題會凸顯出來。

　　地方確實存在由于相關評估機構嚴重缺失，導致土地流轉的不規范行為，如“廉價工業用地”“圈地”“非糧化、非農化”等現象。相關部門不傾向于向外來資本授予產權相關證書，外來資本能否長期經營其流轉獲得的土地仍存有不確定性，再加上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嚴重滯后以及政府公共服務提供的缺失，種種因素疊加都對規模化經營的土地相對集中構成了制約。

　　《財經》：你所談的似乎涉及所有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問題，包括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人說，美國人少地多，中國人口基數大，土地相對稀缺，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不能照搬美國的大規模生產模式。

　　陳章良：中國和美國資源稟賦不同、國情國力不同，現代農業的發展模式也可能不同。我國確實耕地緊張，人均耕地僅1.38畝。近年雖然農村勞動力部分轉移，但呈梯度狀，并受我國城鎮化水平、機械化程度、工業化進程、勞動者素質等種種因素制約，即使到2020年，城鎮化率達60%－70%(目前客觀數字應是35%左右)，農村人口也可能不少于4億。鑒于此，短期實行土地大規模經營肯定不行。但我們也不可因此陷入另一種看似正確卻實屬誤區的歧途，即簡單關注于抽象的“規模化、機械化”等概念，卻忽視研究和比較西方國家現代農業發展中真實的歷史過程。

　　美國現代農業轉型起始于18世紀到19世紀，即使是20世紀，美國現代農業的發展也呈現不同階段的不同特征。就拿美國南部機械化對農業體制變革的影響來說，從內戰到1920年的長時期里，南部的農業生產水平低，工具數量少、機械缺乏，農具價值低，當時的農業體制主要以種植園主的土地所有權為基礎，實現以個體家庭勞動方式為特征的租佃小農場制，西方人也稱作“舊式租佃制”。

　　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農業機械在美國西部地區被發明和廣泛應用，南部一些地區機械化初露端倪，導致種植園土地整合，勞動方式發生變化，即大部分佃農“失去”土地，去外地謀生涌向城市，或部分留在種植園成為雇傭農業工人。這種勞動方式的轉變，為大農場制發展奠定了實質性基礎。

　　而羅斯福新政時期的農業政策偏向于大中型農場和種植園，主要進行價格扶植，使農場主有錢購買機械并大量使用機械化代替人力，實質上改變了土地與人的關系、經濟規模和經營分配方式等，農場數量驟減且面積劇增。與此同時，機械化開始向縱深發展，不僅對原有機械進行改造，而且關注于機械的發明推廣，尤其是對南部農業起革命性作用的摘棉機，為植棉業和種植園的進一步變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此基礎上，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美國南部農業體制深刻地變革，內戰結束以來以個體家庭勞動方式為基礎的租佃小農場制，最終被以雇傭勞動方式為基礎的現代大農場制所取代，農業土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所有權變動。雖然這一體制變革發端于20年代，并在羅斯福新政后形成某種地區性的風潮，但真正的變革浪潮卻出現在“二戰”以后的20年時間內。

　　《財經》：任何變革都有其內在自身邏輯和動力所驅使，你似乎尤為強調機械化對農業體制變革的關鍵作用。

　　陳章良：任何簡單拒絕和盲目推崇西方概念都是不可取的，但西方現代農業模式為中國提供了可以借鑒的啟示性經驗，其功能是幫助我們認識西方發達國家現代農業發展過程的真實演變和邏輯關聯。

　　首先，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首要條件，除土地相對集中的資源、技術條件外，就是農業勞動力比重的下降和農業人口壓力的緩解，反之轉型不可實現。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由于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農業機械的應用和推廣不僅受到抑制，而且使用機械會進一步加劇這種矛盾。巨大的農業人口壓力，必然阻礙農業技術的廣泛推廣和應用，從而制約農業現代化的過程。所以，現代農業與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人口的戰略轉移密不可分。

　　在我看來，“誰來種地”問題的提出，恰恰表明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是中國構建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大好時機。邏輯是這樣的，由于農業中勞力不足，勞動力價格和成本提高，促使農民探索采用機器進行農業生產，而農業機械化的廣泛應用以及對機械化好處的體驗，又會極大地擴大土地和大農場規模，置換出大批勞動力。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與農場規模密切相關。

　　其次，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的技術含量不同、經營規模不同，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的過程，也是農業經營規模擴大的過程，但機械化才是變革農業經營體制的根本推動力量。機械化不僅意味著購置機械、以機械代替人力和畜力，更重要的是，意味著重新組織農業生產程序、改變人與土地的關系。具體來講，意味著更大的農場、更多的資金使用以及勞動力的不同配置。同時，機械化還要求更多的非農和技術投入、經營管理技能培訓等。隨著那些文化程度較高、見識較廣的農業專業大戶開始購買農業機械時，他們會意識到舊的農業經營體制已不合時宜。為提高生產率，在機械化得以實現的前提下，農業體制的變革已為時不遠。某種程度上講，農業體制變革是農業機械化的內在要求，農業機械化是農業體制變革的直接推動力。

　　《財經》：相較于西方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過程，中國農業的現狀和階段是什么？

　　陳章良：客觀而論，中國前30年農村改革實際上解決了困擾著中國傳統農村和農民的兩個基本問題。一是解決了“耕者有其田”問題。“包產到戶”及家庭聯產承包制，從某種程度上講，是繼上世紀50年代從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集體化運動之后，第一次從根本上釋放并回歸了勞動力作為資源轉化資本、創造收入的功能。二是2006年全國開始免征農業稅和免去農民其他稅費，解決了農民的稅賦問題，同時國家對農民開始進行直接補貼措施。

　　準確評估中國農業的現狀不僅應看到中國農業進程的歷史縱向，更要與全球的橫向局勢結合起來。

　　我認為，歷史已經再次將農民和農業問題推到中國變革的十字路口。中國無路可退，只有將“國際化農產品”的外部壓力轉化成構建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動力，抓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契機，以土地流轉為切入口，建立起適度規模化經營的現代農業基礎，促進機械化帶動農業經營體制的實質性轉型，國家才能有效應對農業國際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而構建中國現代農業，必須建立在加快農業經營體制轉變、保障國家主要農產品和政府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逐步實現農村和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前提之下，而以此為基礎的中國城鎮化進程才能得以健康推進。

　　從農業透視中國，可清晰詮釋其癥結。應對國際壓力，除“守住紅線”外，更為重要的是要有能力建立起自身可持續性和競爭力的現代發達農業，至少現階段要努力構建起基礎。而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失地農民”不應視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障礙，而應成為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提供公共產品供給、健康推進城鎮化進程的動力。城市化是農民市民化過程，不能讓農民“農民做不成，市民也做不成”。例如，農民工問題雖引起社會普遍關注，但在制度層面上至今未作出任何重大改變，農民仍然被排除在城市的教育、住房、醫療、社會保障之外。事實上，農村勞動力進城受阻，不能落戶，政界學界在解決問題的方向上并無分歧，但似乎政策上無力改變目前城鄉二元結構、身份歧視的現狀。

　　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時期，決策者必須決定哪些是優先問題，并作出優先的政策抉擇。中國需要一個能夠面對挑戰且現實的戰略路徑。

　　【作者：《財經》記者 張燕冬 焦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