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周末,中央領導們聚集在北京西長安街沿線的京西賓館定調明年經濟發展,遠在250公里之外的河北崇禮,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辦的城市發展論壇聚集了數百位官員和學者,與紛飛雪花所帶來的清冷不同,新城鎮化穿越時空成為各方聚焦的熱詞。
要從物的城鎮化轉化到人的城鎮化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大幅上升,從1978 年的18%提高到2011年51%,處于世界平均水平。
“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一時間新型城鎮化成為資本市場、官員、學者等各界關注的焦點。
“講新型城鎮化的含義是什么?講新就意味著原來有舊,舊是有問題的,要轉到新型。”15日在河北崇禮舉辦的城市發展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華生開宗明義。
圍繞著城鎮化有四個緯度,分別是穩定增長點、人口、收入分配和社會矛盾。
過去三十年,城鎮化率年均增長約一個百分點,同期我國人均GDP 實際增速平均近9%,成績顯著,但在另三個維度則逐漸呈現負效應。
既有的城鎮化模式,主要體現為經濟高速增長導致非農產業的擴張,對于非農勞動力需求大幅上升,帶動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后者反過來又提高了總體的勞動生產率,經濟增長和城鎮化相輔相成。
但是由于我國特殊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城鎮化過程中收入分配傾向于企業和政府,造成了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城鎮內部二元結構的產生,同時也強化了儲蓄率、投資率高企的宏觀經濟結構特征。
多年研究此課題的著名經濟學家華生則直言,其直抓主要矛盾稱過去是土地融資土地財政土地擴張的城鎮化建設,是少部分人:開發商、政府、城中村和城郊農民從中獲利的城市化模式。
華生說,“舊的城鎮化最主要特點就是甩掉了城市化的主體”。而各界指責的焦點也集中在土地城鎮化遠遠快于人口城市化。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此前坦承,“城鎮建城區規模擴大8倍但城市人口規模僅擴大了2.5倍。土地城市化快過人口城市化是存在的。”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在崇禮論壇上也表示,“實際上我們的戶籍城鎮化率才35%,比統計的城鎮化率差16個百分點,農民工和外來人口沒有算進去,他們在城市里沒有享受到同等的福利。”
“城鎮化化的是人而不應該是地,僅政府,銀行,開發商三方互動,而使主體虛化,不是真正的城鎮化。”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贊同華生的觀點。
華生認為,新型城鎮化的要義在于怎么回到讓所有的城鎮化為主體服務上來。在他看來,城鎮化的主體應該是將近兩億的農民工,還有將近兩億在農村里面留守的兒童和家屬,之中包括從中小城鎮向一線城市轉移的外來人口。
國家發改委城市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喬潤令提出,“下一步的城鎮化絕對不能走以前城鎮化老路,一是要從物的城鎮化轉化到人的城鎮化,二是要轉變城市發展方式,要從外延擴張、粗放發展轉向內涵為主、通過結構優化實現集約發展。
新型城鎮化的挑戰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聞通稿中,透露了些許新城鎮化的的基本涵義。
“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這是總的戰略意圖。
值得注意的是,公告中明確提出,“要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
《人民日報》的評論或部分解釋了這句話的含義:目前近7億城鎮人口中有2億多進城農民工還沒有“市民化”,只是統計口徑的原因,在城鎮連續居住超過6個月便被統計為城鎮人口, “城鎮化不等于蓋高樓、建廣場,只有讓這些農民工有穩定住所、獲得醫療保障、孩子接受和城里孩子一樣的教育,他們才不會勒緊腰帶。”
重載轉型,挑戰頗多。
國泰君安發布的主題報告顯示,在推進戶籍、社保和準入等制度改革后,中國的城鎮化率靜態最大值在67%,從國際比較部分看類似于75%的城鎮化率,即使保持51%的城鎮化率不變,也需要10年的加速期解決二元制。
目前的戶籍制度導致40%城市常住人口得不到市民身份。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透露的信息是,中國的城鎮化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開始時,甚至較長時間內,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還不能立即取消,城鄉居民的身份差別和權利不平等還會繼續存在。
與二元制并存的是,目前我國面臨未城鎮化先老的問題,15-64歲人口絕對量在50%的城鎮化率之際就下降。
與此同時學歷直接決定城鎮化融入能力。目前高中以上學歷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80%的水平,接下來的城鎮化要推動初中學歷以下的的人口城鎮化,之中60%的人在農村,他們主要從事體力勞動,這部分人的城鎮化則必須靠經濟的規模化擴大,難度非常大。
初中以下學歷在過去的工業化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過程中,城鎮化率并沒有大幅提升,在未來的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高級化將難以快速吸收他們就業,推進高等教育的普及是推進城鎮化的關鍵,而教育決定的城鎮化速度將放緩。
一位中部省份地方官員與新浪財經對話時也坦承,“城鎮化的方向是對的,但步子還不會邁的太大。還是需要制度變革。”
新型城鎮化的政策措施應該更強調資源分配,對提升國內需求總量、改善需求結構的內涵,中金公司的報告給出了四項政策建議戶籍制度改革,放松落戶條件;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征地補償、降低土地供給壟斷;公共服務均等化、破除城鎮內部二元結構;推動農業現代化、城鄉協調發展。(丁蕊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