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貨幣不等于控信貸

　　應區分貨幣和信貸政策，防通脹主要是穩貨幣，穩增長主要靠寬信貸、優信貸

　　歲末年初，加之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在即，宏觀調控和貨幣政策再次成為市場熱議的焦點。如何看待現今中國貨幣供應量對GDP比值高居世界首位的問題？明年的貨幣政策走勢會呈現哪些特點？明年的地方金融改革又有哪些可能的著力點和突破點？針對這些問題，《財經》記者與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副司長徐諾金進行了探討。

　　在徐諾金看來，從銀行業整體的經營狀況和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來看，降低利率對促進和穩定經濟是好事，不會引起新一輪的通脹和泡沫，貨幣政策還有空間。

　　具體而言，應區分貨幣和信貸政策。以穩貨幣、寬信貸，即總體上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的供應來適應經濟增長，來滿足穩增長、防通脹的要求；以寬信貸、優信貸來穩增長、調結構，即信貸方面的經營活動應該由市場來配置和搞活，這樣在穩貨幣、調貨幣的同時，整個資金在市場上的流動不受影響。

　　此一目標的實現，需要一個流轉順暢的、多層次信貸市場體系的配合。這需要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推進。

　　貨幣政策還有空間

　　《財經》：多位經濟學家認為明年降息降準可能性都比較小，并指出，如果把利率降下來，可能使通脹和資產泡沫等風險顯著上升，所以當下貨幣政策難有施展的空間。你認同這種說法嗎？

　　徐諾金：我覺得這種觀點不太準確。相比美聯儲和歐央行，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是很大的。首先從利率上看，歐美都是零利率，掉入了流動性陷阱，難有再降的空間，而我們現在的利率還有足夠的空間。這也是前些年貨幣政策比較成功的地方，并沒有一下子把利率降到很低的水平，而是根據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預調微調，為應對下一波經濟走勢留出足夠的空間。我們的存款準備金率也還有一定的空間，所以中國央行完全可以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來適度地調整貨幣政策，比如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公開市場操作方面，我們還有3.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也是一種可以靈活操作的數量控制和對沖的空間，這個余地是非常大的。

　　是不是把利率降下來以后就會出現通脹，或者資產泡沫呢？不是。前些年出現通脹和資產泡沫，主要是面臨流動性過剩的問題，當時的流動性過剩為什么會產生？因為當時整個貿易體制和經濟發展方式，包括外資利用政策，都是在鼓勵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再加上人民幣匯率改革導致的單邊(升值)預期，在這種情況下，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順差這兩個順差疊加在一起，就造成了源源不斷的流動性，很容易造成國內的通脹壓力和資產價格上漲。

　　現在形勢變了，去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出現綜合調整，比如我們的外貿政策，從過去對貿易獎出限入，對資本獎入限出，已經調整為貿易的大進大出，收支平衡；人民幣匯率政策從過去的單邊升值預期轉變到上下波動，所以資本流入也放慢了。在這種情況下，流動性的環境發生了變化，資產泡沫風險和通脹壓力大大減輕。

　　此外，降低利率本身跟通脹和資產泡沫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如果通脹已經受到了控制的同時經濟增長上不去，企業經營狀況不理想，就有必要下調利率，減輕企業負擔，來增加投資者的投資預期，促進經濟更好地平穩增長。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通脹的問題，而是經濟增長下滑過快的問題。盡管9月、10月經濟出現了企穩回升的勢頭，但這種勢頭并不是很鞏固，明年整個經濟走勢總體上并不是十分的樂觀，所以相比控通脹來講，穩增長可能占據更優先、更重要的地位。

　　從明年的形勢來講，如果今年11月、12月的經濟發展數據比較理想，明年就沒有必要動用降準降息這些工具。如果明年的經濟增長勢頭還不是那么的穩定，恐怕我們有必要再進一步降準降息。

　　從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來看，降低利率對促進和穩定經濟是好事，不會引起新一輪的通脹和泡沫，這種擔憂沒有必要。

　　《財經》：具體而言，“穩增長”和“控風險”如何達到平衡？

　　徐諾金：具體來說，我覺得應區分貨幣和信貸政策，防通脹主要是穩貨幣，穩增長主要就是寬信貸、優信貸，通過信貸來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通過穩定貨幣來防止通脹。從理論研究來講，它們是有差別的，而且落實到調控方式上也有差別。

　　我是從去年開始提穩貨幣、寬信貸，就是總體上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不變，保持流動性的供應來適應整個經濟增長，這是穩增長、防通脹的要求。

　　如果從穩增長、調結構來講，就要寬信貸、優信貸了，信貸方面的經營活動應該由市場來配置和搞活，這樣在穩貨幣、調貨幣的同時，整個資金在市場上的流動不受影響。但是，如果我們把兩個概念混到一起，就很容易把穩貨幣理解成控信貸，于是會出現商業銀行因受信貸規模的控制，有客戶和項目但信貸規模不足的矛盾。

　　《財經》：怎樣避免“混淆”貨幣和信貸政策呢？

　　徐諾金：過去貨幣政策調控過分微觀化和行政化，通過層層分解信貸額度和指標，來達到實現貨幣政策總量控制的目的，這個往往是有效的，而且很容易，但是容易造成一控就死、一放就亂的后果。因為捆住每一個微觀主體的手腳，好比每一個微觀主體都是一個木偶，調控當局是一個耍木偶的人，老是意圖讓它跟著你走，市場的作用就有限了，每一個微觀主體根據市場發展的變化來配置資源的效率就減弱了，就很容易跟著信貸指標分解到每一個季度和月度。

　　事實上每個企業的再生產過程和特點是不一樣的。比如農業的生產特點是春種秋收，你給每一個經濟實體每個季度下一個指標，怎么滿足再生產過程的需要？這就形成了信貸活動和再生產過程的脫節，會造成銀行經營行為的扭曲和變異，形成表內萎縮、表外膨脹，信貸萎縮非信貸業務膨脹，要考核的信貸指標不突破，不考核的其它非信貸業務通過變通和“創新”的辦法出借資金，滋生了許多表外業務。

　　這種監管本身是有問題的。表面上看，信貸規模達到了目的，好像宏觀調控很有效，實際上監管不到位，這就是需要我們從理論上研究貨幣與信貸的關系。中央銀行調貨幣，而不應該調信貸，這涉及整個貨幣政策調控的理念和操作方式的變化，涉及怎么處理宏觀管住、微觀搞活的問題。

　　具體來說，就是貨幣政策怎么樣去實現它的調控目標，如何更多地利用市場機制，通過間接調控方式來實現，而不能走過分微觀化和行政化的直接調控的道路。這種調控方式很容易造成經濟一放就亂、一緊就死。

　　理性看待貨幣供應量

　　《財經》：目前中國M2有90多萬億元，而2011年GDP是47萬億元，M2與GDP的比重大約1.8∶1。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徐諾金：單看貨幣供應量和GDP的比值，似乎資金沉淀已經很多了，但實際上呢？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幾個方面來看，不能簡單的對比。

　　第一，我的看法是實際上這個比值已經被這幾年的物價上漲吃掉了。與這個比值大體相對的是超發的貨幣，貨幣超發遲早要反映到物價上。過去十年中，貨幣供應量、貨幣市場上的流動性也翻了五六倍了，物價翻了多少倍？CPI如果每年上漲3%－4%，十年也上漲30%到40%了，更何況它是在增量的基礎上每年漲3%、4%，它是一個加速度，增量上的增量。

　　第二，通過那個比值好像整個社會的貨幣供應量很足，好像社會流動性很足資金沉淀很多，但是對每個企業來講，貨幣超量供應已經反映在物價上面了，企業生產經營所需要的流動資金比過去大了，所以每個企業都是感到資金緊。

　　企業所需要的流動資金、能源、原材料采購、工資成本的支付是按現價的，所以企業拿過去同樣的錢按照現價采購原材料，反映的是流動資金不足而非過剩。在這個情況下，如果整個經濟調整不是通過絕對的通貨緊縮即物價負增長來進行，肯定出現企業資金緊的問題。

　　此外，超量貨幣和資金緊共存也反映社會投資儲蓄向消費轉化的渠道還不通暢，很有可能一部分企業很有錢，但是另一部分企業資金很緊張，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呢？只能通過發揮金融中介作用，促使儲蓄向投資轉化，促進有錢人的錢向需要錢的那些人轉換。雖然這些年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由于我們前面所說的把貨幣控制和信貸控制混在一起，造成很多儲蓄剩余資金沒有充分有效向投資和消費轉化。

　　第三，金融中介不暢，就很有可能造成資金的需求在表面上和實際中大于資金的可得。受其影響，就存在融資難的問題，進而融資成本提高，小貸公司、地下錢莊等必然趁此機會抬高利率，這就存在一個正規渠道怎么充分發揮作用來平抑資金市場利率的問題。

　　第四，這一輪的利率上升存在著風險溢價的問題，因為在真正的低潮時期，資金所面對的風險就會提高。很多中小企業經營不景氣，信貸信譽度就會受到影響，越是這種時期，放貸者越會提高利率。

　　《財經》：央行數據顯示，今年10月份社會融資規模為1.29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了5038億元，與此相對應的是，經濟增長仍在底部徘徊。在你看來，如何“疏通血脈”，讓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避免金融業的自我循環和自我膨脹？

　　徐諾金：10月社會融資規模創歷史新高，表明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擴大。擴大了的信貸通過各種融資方式，向實體經濟的傳導還是產生了作用。因為今年從1月－8月整個經濟增長速度一路下滑，但從9月、10月開始企穩回升，所以不能因為社會融資規模創歷史同期新高，經濟增長速度沒有回到歷史同期新高，就認為社會融資沒有有效轉化為經濟增長。實際上社會融資規模和貨幣供應量指標的變化，跟實體經濟變化之間雖然可能有一兩個月的滯后，但總體趨勢是吻合的。

　　過去M1和M2背離，M2在回升，但M1還在下降，但是從9月、10月開始，M1、M2還是走向同步上升，同時社會融資規模也反映出這個趨勢。貨幣信貸代表了預調微調的政策傾向。通過適度的微調，擴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從我們的實體經濟發展效果來看，也確實是出現了企穩回升的趨勢。比如我們穩投資才出現了后來的穩增長，出現了后來經濟整體發展趨勢的回升。穩投資需要貨幣信貸政策配合，今年除了貸款比以往有所回升以外，其他融資方式包括非銀信貸融資增長非常快，所以不能說社會融資沒能有效轉化為經濟增長。

　　如何避免金融業的自我循環和自我膨脹？我是提倡“三貼近”，貼近再生產過程、貼近民生、貼近人民群眾。

　　《財經》：關于中國“影子銀行”規模的猜測眾說紛紜。站在央行調查統計司的角度，你對此的觀點是什么？

　　徐諾金：美國金融監管的范圍很小，非監管的范圍很大。金融危機出現以后，人們認識到沒有監管的這一塊出了問題，會影響到監管內這一塊，所以“影子銀行”才受到關注。“影子銀行”提出的本質是防止非監管部分出現問題影響到監管部分。由此，如果要認識“影子銀行”，就要注意監管之外的哪些金融活動會影響到監管這塊兒，才能把它定義為“影子銀行”，才有必要納入監管。

　　中國金融監管是比較嚴的，我們過去傳統就是一個金融管制國家。我們監管的很多金融機構在美國不是金融機構。

　　比如美國除了傳統的商業銀行之外，它的投行就不算金融機構，它的很多基金就不算金融組織，而我們的投行和基金活動是受監管的。所以，單純按照美國的概念來統計和討論“影子銀行”是錯誤的，應該圍繞監管對象去討論“影子銀行”，只有這樣才能準確評估“影子銀行”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影響。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算“影子銀行”，因為地方融資平臺也是一個具有特定目的的載體，它的活動和銀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還有正在出現的金融控股集團，它的集團的金融活動和銀行也有很大的關系，所以集團的活動也算“影子銀行”。

　　中國已有的監管優勢要繼續保持，沒有納入監管的，應借鑒美國對“影子銀行”體系的監管，把它補充完善。所以，對“影子銀行”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視。因為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這些年來銀行的表外科目占到了表內科目的三分之一多，是非常大的，銀行的理財產品中會有不少風險，但是不能夸大了。

　　金改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財經》：在社會融資總量增加的同時，央行統計數據顯示，小貸公司前三季度新增貸款呈現下降趨勢，業務增長顯現頹勢。解決這個問題的現實路徑是什么？

　　徐諾金：中小企業或者說小微企業貸款難的問題，這是世界性的難題，永久的難題。從業務部門的觀察來看，首先要肯定這些年來所取得的成績，這些年非銀金融機構，比如小貸公司、村鎮銀行、擔保公司等，發展非常迅速，都加入到為中小企業服務的行列，這是一個可喜的變化。

　　但確實還存在很多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這個問題確實是需要我們進一步去通過多種途徑來解決。相信隨著市場化的發展，這個問題一定能夠得到更好地改善，但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因為中小企業有自己的經營特點，比如業務風險大、生命周期短、風險承受能力差等。此外還有家族式經營、賬務不規范等一系列的問題。

　　具體到小貸公司為何有錢貸不出，我認為有以下原因：

　　第一，今年以來整個經濟形勢并不樂觀，不但是小貸公司，包括我們的大中型金融機構在上半年也都普遍面臨信貸有效需求不足，即實體經濟的信貸需求意愿下降。

　　第二，今年很多企業不景氣，尤其是中小企業。它本身的經營狀況不好，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小貸公司包括銀行信貸也會受到影響，存在“懼貸”問題，不敢放款。

　　第三，政策性的原因。對小貸公司有一個新的政策，三年經營期內不能出現不良貸款，否則不能轉成村鎮銀行。在這種情況下，小貸公司放貸行為更為謹慎。

　　第四，小微企業不認同小貸公司的高利率。

　　《財經》：面對這么多困難，有沒有可行的解決之道呢？

　　徐諾金：解決這個問題的現實路徑，一是隨著市場的競爭，小微企業信貸解決的方式會更多，小微企業的信貸供給會更豐富，這是市場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勢；二是從我們的政策引導來講，要更多放寬中小型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鼓勵更多的小貸公司、村鎮銀行發展；三是要更好的促進民間金融發展。比如出臺《放貸人管理條例》，在民間相互之間的借貸有一個法律規范所保護，且不僅限于注冊的小貸公司，自然人、企業之間的借貸關系也都受到法律規范和保護。這種類似于民間自發的金融融資方式，應鼓勵其發展，而不應受到金融管制。只有那些通過吸收公眾存款去發生信貸行為的組織，才要受到金融管制。

　　過去對民間自發金融實施金融管制，現在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已不符合形勢發展需要。這些年來也在逐步放寬，但是我們還有空間繼續把它引導到更自由的方向。

　　《財經》：但是人們似乎普遍對溫州金改實施細則感到失望，因為沒有看到支持民資發起設立村鎮銀行的表述。有觀點認為，在各種審批權不明確和沒有下放的情況下，金改意義實際大為削減。對此你怎么看？

　　徐諾金：對溫州所面臨的問題我們要有正確的認識。

　　第一，溫州是經濟高度發達的地區。

　　第二，溫州信用金融非常發達，首先是銀行信用，溫州所設立的金融機構網點比其他地區要發達得多；其次是商業信用，過去只要是溫州人，進貨都是賒銷，溫州人到外面去都是先拿貨后給錢，商業信用很發達；最后是民間信用很發達。溫州的民間相互擔保，企業之間和自然人之間的相互聯保很發達。

　　第三，溫州的商業意識非常強，溫州商人的逐利動機和對市場機會的敏感性遠高于其他地區，企業多是高負債經營，就是除了自己拿自己的錢去賺錢，還拿別人的錢賺錢，借銀行的信用賺錢，借商業信用賺錢，借民間信用賺錢。

　　第四，這是其他地區也都存在的問題，就是整個信用和經濟的順周期循環狀態。整個經濟很發達，信用很發達，所以形勢一好，供給就越來越高，所以把生意做得越來越大，銀行也愿意放款。

　　溫州地區在前些年銀行存貸比遠高于珠三角地區，因為珠三角地區經歷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金融風波，所以那個時候所有金融機構的總部給廣東的授信額度都是很小的，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平均全省的存貸比才60%多，70%都不到，而溫州相同的金融機構，給他們的授信額度遠高于廣東，這些金融機構的存貸比80%－90%，有時候超過100%。所以，當經濟形勢一逆轉的時候，這些地區出現問題，一點都不奇怪。

　　總的來說，第一，溫州不是金融不足，而是金融供給和信用利用過度，信用鏈條越長，脆弱性越大，容易引起連鎖反應；第二，經濟形勢逆轉，內外需收縮，企業必然受到影響；第三，政府鼓勵的新興產業很多政策不配套，遇經濟形勢逆轉，一個鏈條出問題形成放大效應，銀行開始緊縮貸款。

　　《財經》：你的意思是說，溫州病癥的“藥方”并不在民間金融？

　　徐諾金：溫州問題不是民間金融所能解決的，它不是民間金融不足，而是民間金融過度，因為民間相互借貸和擔保很多。所以，僅僅想通過搞活民間金融去解決溫州的問題是不太現實的。實體經濟不恢復，溫州問題很難解決。因為溫州的問題不是因為融資渠道不暢，而是由于融資渠道過分發達所造成的，這個地方必須經受一次市場的考驗才能理性發展，就像當年珠三角一樣，經歷過那次波折，在這一輪風波里，它就顯得比較穩健。

　　監管當局謹慎是有考慮的，不是不支持，而是逐步進行，先從容易的入手，將來怎樣鼓勵民間金融更好的發展，鼓勵民間資金進入金融領域，這是一個大方向。溫州作為綜合探索有標本意義，監管當局也支持。

　　對民間金融我們應該如何去鼓勵規范和引導，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我認為民間金融是很難通過陽光化和規范化發展起來的。如果民間金融能按照陽光和規范的要求去登記注冊，就不叫民間金融了，能夠規范、引導的一定是正規金融，民間金融一定是自發金融，自發金融就很難通過大的政策來具體的引導和規范。

　　《財經》：那么從整個機制上來說，如何通過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解決資金區別定價，進而促進多層次信貸市場的發展？

　　徐諾金：1996年以來，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步伐從來沒有停止過，今年兩次降息過程里也是趁機出臺了利率市場化的政策，不但降低了存貸款利率，而且放寬了存貸款利率的上下幅度。到目前為止，除了存貸款利率之外，別的市場方面的融資方式、理財產品等都是通過市場定價的。

　　在我看來，利率市場化的步伐本身不算慢，基本符合國情、企業和社會公眾的承受力，整個金融體制相關的金融機構承受力，以及整個金融改革大的配套來講，基本上是吻合的。

　　第一，利率市場化是一個大的方向，“十二五”規劃里面也明確寫出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步伐。到現在為止，利率市場化的完成只差一步之遙，也就是說我們需不需要最終取消存款利率的上限控制和貸款利率的下限問題，現在我們已經放開它浮動的幅度，區間已經擴大了。什么時候取消基準控制，取決于其它配套設施的完善。

　　利率市場化的最終目的就是需要銀行在市場上能夠根據自身的競爭力和自身企業的經營核算成本來進行定價，這樣不可避免地造成不適應市場的金融機構就要退出的問題。如果沒有退出機制，就等于這個金融機構沒有硬性的市場約束，那么它在市場當中的利率定價行為就會是扭曲的，就會有惡性競爭，為了搶客戶和搶市場份額，就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市場上抬高利率拉存款、降低利率放貸款。從這個意義上說，存款保險制度的完善是利率市場化最終完成的基本條件。

　　第二，假如金融機構不在市場上最終拼個你死我活，而是都生存下來，就要有一個理性定價，就是說這個金融機構都要具有這種理性定價的能力，如果每個金融機構都有了理性定價的能力，都知道自身的成本底線，市場會很有秩序。這種理性除了源自市場的剛性約束，就是金融機構自身定價能力的強弱。

　　利率定價也是非常復雜的過程，金融機構的每一項成本核算必須到位，即所有直接成本、間接成本都已經細化到資金和定價策略里面去了，所以金融機構的定價能力的培養也是利率市場化一個方面的約束。我們現在所有金融機構里面，利率定價的能力和水平是參差不齊的。除了一些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少數的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還有很多農村信用社的定價能力是有限的，這也是決定了制約我們利率市場化步伐最后這步能不能做的條件。

　　第三，除了市場約束、銀行自身的定價能力，公眾和企業的承受力是不是都到了這個水平。如果銀行真正的走上市場定價之后，向公眾提供很多服務就會自主定價和收費，很多公眾對銀行收費是很不習慣的，需要慢慢接受。

　　從銀行定價來講，如果公眾存款低于某個水平，銀行提供服務成本可能超過沉淀資金的收益，這種情況就會根據資金余額情況收費。公眾對此有一個適應的過程。企業也是一樣，如果每家銀行各有各的貸款定價，過去已經習慣于國家統一貸款定價的企業突然失去了對銀行貸款利率高低的評判標準，無法根據統一的貸款定價標準來判斷某家銀行定價的合理性，企業有時也很難接受。所以公眾和企業的承受能力也有一個適應的過程。

　　第四，所有的市場定價都有一個基準參考的問題，任何市場經濟國家，最終還離不開某個中央銀行的基準利率。比如說美國可能是美聯儲的同業拆借利率，國際市場上可能是倫敦Libor利率，我們也在培養，比如我們的Shibor利率，這個基準利率體系的形成，有一個培育的過程，這也是決定我們利率市場化完成之前需要做的工作。

　　第五，國情。受計劃經濟時代影響，公眾是很相信銀行和國家的，而且公眾的投資意識和能力不是特別強，在安排投資理財品種時，銀行存款是最安全的理財方式。這種方式在沒有存款保險制度之前，等于國家隱性擔保。在這種隱性擔保的情況下，存款利率由國家來定還是合理的。

　　除此之外，沒有國家隱性擔保的投資理財部分現在有很大的選擇空間，公眾可以選擇成百上千種的理財產品。所以雖然存款利率由基準利率決定，但是有其合理性，并非壟斷利率。在控制存款這塊理財產品基準利率的同時，讓新的非存款類的投資理財選擇工具充分發展，定價充分自由，這是我國利率市場化的一個策略。

　　所以，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采取了一種漸進的和增量式的改革策略，即在增量部分完全市場化的基礎之上，再擇機不斷放開存量部分的市場化空間。總體而言，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步伐本身并不慢。

　　【作者：《財經》記者 陳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