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改單兵難突進
不做全局性的考量,或者不在制度上做出系統性安排,局部的、地域性的金融改革試點,要么難有制度性突破,要么難免出現預料之外的風險。這一點,在中國近年來的金融改革中不乏前車之鑒。
11月23日,備受矚目的溫州金改細則在歷經半年多論證后出臺。此前一天,嗅覺敏銳的A股市場中,相關股票紛紛大漲。但金融業界對此卻相對反應冷靜,因為在利率市場化、民間資本金融準入、監管權限下放等領域,這一細則缺乏實質性突破,低于業界預期。
比如,即便是獲批的“個人境外直投”,在細則中也僅是原則性地表述為,“在國務院統一部署領導下,探索以人民幣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制定溫州市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等。”這意味著,相關細則在溫州的實質落地仍有待時日。
這一結果,其實在人們的意料之中。早在今年溫州被確立為金改實驗區之初,便有學者指出,利率市場化等全局性的改革,無法通過一地的實驗來進行局部突破。原因在于,金融不同于實體經濟,資金如水,可迅速通過各種渠道在不同地域流動與聚散,而引導其方向的就是套利。
不做全局性的考量,或者不在制度上做出系統性安排,局部的、地域性的金融改革試點,要么難有制度性突破,要么難免出現預料之外的風險。這一點,在中國近年來的金融改革中不乏前車之鑒。
五年前,天津濱海新區曾計劃試點“港股直通車”,即允許內地股民在中銀天津分行開戶,直接投資港股。消息一出,各路資金蜂擁而至,香港股市瘋狂上漲至3萬余點。放開一隅,即為放開全局,金融改革的外溢性頓然凸顯。如此高聲勢的資金流變,令高層震驚,“港股直通車”隨即被叫停。
此次溫州金改,因地域性經濟和金融危機而觸發,其初衷是希望通過金融體制上的局部突破,來整頓臨近崩盤的溫州民間金融,并為之尋求新的出路。但事實上,所有涉及金融制度突破性質的決策,沒有一項是溫州當地可以決定的。
倒逼式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通常產生于約束性不強的系統內。在一般經濟領域,地方改革試點,或許會促使系統跟隨修正,進而實現整體改革。這幾乎成為中國諸多經濟領域改革的慣性模式,從農村改革到國企改革,莫不如此。
金融系統則不然,嚴密的風險防控體系和金融的外溢性,使得整體系統對局部突破的跟進速度,可能會超越改革者的控制力,進而造成改革失控,引發金融風險。也就是說,金融改革的系統性要求更高,全局性考慮因此必須充足。這意味著,30多年前,小崗村式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很難在金融領域再現。
當前,中國各地刮起一股地方金改試點風潮,除了溫州金改試點,尚有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試點、深圳前海的粵港澳合作試點、天津濱海新區的金融改革創新試點、重慶兩江新區的長江上游金融中心試點、海峽西岸和平潭的金融服務中心試點、長株潭的“金融同城”試點、新疆地區對外開放試點、福建泉州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新模式試點,以及浙江麗水農村金融試點等20余處,熱鬧無比,不時給灰暗的股市涂抹上些許地域受益板塊的亮色。
這些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背后,是地方政府推動地方經濟建設的利益訴求,與中央決策者謀求改革突破口壓力的一拍即合。但出于金融改革的系統性風險顧慮,當前的地方金改,大多是局限于現有制度框架內的技術性修補,鮮有制度性突破,并未形成真正的改革熱點。
地方金改遍地開花,反映了社會各界強烈的改革意愿和創新動力。中央決策層對地方金融改革的頻頻應許,也顯露出推進深層次改革的試水意味。而在歷經30多年改革后,中國已進入改革攻堅期,深層次的制度性突破已在所難免。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將地方金改的動力與自上而下的系統性安排有效結合,既使試點實至名歸,又使改革有序推進。
與地方金改的熱情相比,頂層設計下的系統性金融改革路徑仍待厘清,一些金融改革試點因此頻頻遭遇瓶頸。比如,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就因遭遇資本賬戶開放的阻礙而難以大步推進;浙江麗水農村金改,則因缺乏跨部門的制度合力而效應有限;溫州金改,更因缺乏系統性制度安排而大打折扣。
所謂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絕非自上而下地僵硬貫徹一套體系,而應與基層的現實需求和創造力相結合,并形成互動。也就是說,頂層設計為改革進行配套制度、路徑選擇等系統性的定位,而地方試點則可以為改革提供試錯、修正的經驗。但必須指出的是,一些關乎全局的改革,例如利率市場化等,絕不是地方金改試點可以完成的任務。
金融業由實體經濟的需求衍生而來,其改革從來無法獨善其身。回首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銀行業改革,一度剝離了各銀行1.4萬億元不良資產,但因一時缺乏國有企業改革等相關配套,僅四年光景,至2003年新一輪銀行業改革啟動時,四大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再度激增至約2萬億元。而此后的新一輪銀行業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關配套改革的先行完善。
對于下一步的金融體制改革而言,同樣是牽一發而動全身,需結合國企改革、財稅改革、土地改革、農業改革等多項經濟體制改革進行通盤考慮,而不只是寄望于某些地域和領域的單兵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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