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12年11月28日-29日，“財經年會2013：預測與戰略”在北京舉行。經濟與企業研究中心經濟研究部主任伍曉鷹表示，我們應該從這個高速度的增長中走出來，中國可以放慢速度，而且仍然可以達到目標。

　　伍曉鷹：謝謝吳敬璉老師，謝謝財經給予我本人，給美國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特別是研究會的中國中心這樣一個發言的機會，我應何迪先生的要求，我有個提議，這個提議怎么在我們現在面臨的怎么樣能夠深入的進行下一步改革，在這樣的問題上我們怎么把中國放在一個國際比較的框架當中來看待，中國現在處在什么樣的位置。這個題也不是一個很好回答的題，我跟在紐約的美國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我們在一起做很長時間的研究工作，我們的工作基本上是非常數量化的，包括長期做的關于監測美國經濟的先行指數和同步指數，現在我們在做中國的先行指數和同步指數，我們把這種數量的傳統帶過來，想一想到底怎么回答這個題。

　　所以，我的切入點是速度問題，我覺得我們長期以來，就像剛開始秦曉先生說的，我們把速度當成了目的，所以，我們背著速度背著一個很大的包袱，我們迷信速度，我們可能還迷信一個特別帶有魔力色彩的8%，好像怎么隊也不能退到8%以下，我們對7還是8，8還是9爭論不休。我們想怎么樣來討論這個問題呢？我是覺得我們可以這樣來看一看，當我們經歷了一個高速發展之后，中國現在達到了一個福利水平。所以，我用PPP來測算中國人均GDP跟東亞的鄰居，幾位經濟體，我用了日本、韓國，還有臺灣，用三個經濟體的情況回答幾個問題。

　　有這么幾個關鍵問題，第一個以人均收入計算，我們和東亞相比，中國處在什么發展階段上，我為什么要用PPP，而不用通常的匯率著鉆，因為PPP不是貨幣帶來的幻象，實際，用2011年的PPP看到的測算都是可比的。第二個問題，中國用了多長時間進入目前的發展階段？我們跟其他國家相比是快的還是差不多，我們有沒有發展中的奇跡，速度上的奇跡，我們這么相信速度。下一步我們發展所得到的收入水平是常態還是例外，再進一步根據東亞經濟，中國是否可以在十年內，下一個十年，下一個心政府的任期內能夠將目前的收入再翻一番。實現這一目標我們的速度壓力到底有多大，如果我們從速度釋放下來，能釋放多少，這種釋放會給我們更多的空間進行結構調整，以及改革。我們知道我們被速度壓著的情況下，我們沒有辦法提高效率，最后我會用一個我最近做的關于資本回報率的研究來顯示一下我們被速度壓著的情況下，我們要靠投資來推動這樣的增長，這樣的結果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

　　我來回答第一個問題，紅色的線是中國，這是用2010年價格的PPP所測算的人均GDP水平，四個經濟體下面都有時間，中國恰恰就是在鄧小平推動的市場化經濟改革開始20年的時間，我們在18年的時間里用同樣的方法測算我們的確達到了日本1951年到1971年20年，以及韓國和臺灣基本上在24年的時間里，一個是1969到1993，一個是1969到1971，在這樣的時間里達到這樣的水平。速度比日本快，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是比較快，我覺得這個東西我們確實知道通過20年的改革，從鄧小平的1992年開始，經過18年的時間，在一個完全可比的基礎上我們會達到這樣一個結果。這幾條線的斜率看到中國比日本快，更比韓國和臺灣快，但是沒有快這么多。

　　回答下一個問題，中國發展的成就是常態還是例外？現在我對任何數據都不調整，我們看一看，如果我們拿這樣一個圖出來，我們覺得中國好像是有些例外，我們勞動生產率，人均GDP，現在我們把不勞動的人去掉，用勞動生產率，在這個問題上要注意它在背后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因素，如果我們用同樣的發展水平，主要會受到幾個因素的影響，勞動者的人均產出，會取決于勞動生產率，不同的經濟體是不一樣的，我們大大高于另外三個經濟體。再一個平均工作小時，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有特別可靠的數據，我想暫時把它放在一邊。在第二個發展階段，也許每個經濟體都有效率因素，我們有我們特定的效率因素，我們把它也暫且放在一邊，我們就看看調整勞動參與率，讓其他的經濟體也用中國的參與率會是什么結果。這是跟事實完全不同的一個情況。我們來看結果。

　　現在我如果調整了中國的勞動參與率，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不再是個例外，這不是一個巧合，東亞很多國家都很類似，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考慮到其他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條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被考慮進來，我們可以說中國其實不是一個例外，中國推動市場經濟這樣一個改革一開始我們基本上達到一個稍微快一點的速度重復了所謂東亞的奇跡。如果他們沒有奇跡，我們也沒有奇跡，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相比，我們跟淺藍色的線日本的情況，我接了何迪先生的邀請我壓力很大，也沒辦法回答更深入的問題，下一個問題很有意思，就是根據東亞的經驗。他們70年代初就完成了，他們已經過來了，我們看看他們的經驗，我們在十年內能否翻番，我們如果翻番的話，我們需要不需要更大的速度壓力，速度的問題影響了很多改革，速度好像變成了硬道理，現在看看其他國家的經驗。

　　其他的國家在他們達到一萬，前面是從兩千到一萬，五倍所謂人均收入的增長，現在進入下一個階段，所有的經濟體都從一萬跳到兩萬，就是這樣的情況。如果這樣的情況，我們看看其他的經驗，我對中國設有幾個不同的方案，你們看這個橫向，人均GDP增長的速度是5.5，我們基本上跟韓國和臺灣吻合，藍色的線是日本，他們1971年到1996年他們完成了從一萬到兩萬，從南韓的情況來看，他們1993年到2007年，臺灣是從1991年到2006。日本的情況，他們完成了第一階段以后，石油危機，然后他們廣場協定。速度上日本原來是8.5，人均GDP8.5在第一個階段，相當高的速度，一下掉到2.9，日本掉的很厲害，韓國和臺灣原來是7，進入第二個階段他們的情況大概在4.5左右。所以，我把我們的情況設計在5.5，這個預測的情況跟這兩個情況非常一致。

　　最近很多人還是在討論速度問題，到底速度問題我們怎么看，下面的問題提到我們改革上來，中國能否以較低的速度實現這個目標，實現人均GDP再翻一番，從一萬到兩萬，我們進入發達世界，從而我們如果能以較低的錄用實現這一目標，我們給改革，給提高效率，給結構調整一個更寬松的空間，這一點特別重要。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應該從這個高速度的增長中能出來，中國可以放慢速度，而且仍然可以達到目標，我們人口是0.5%的增長，加上人均DGDP5.5的增長，PPP有價格，我們不用超過7%，如果我們還可以進行深入的測算，我們能從理論上解放出來，也許幫我們下一步改革起很重要的因素。我們一直這樣過來，我們要靠投資來推動，靠投資推動的后果，白重恩教授他們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也做了一些研究，我現在想把這個也放在一個和東亞經濟，還有其他發展中經濟比較的框架中看一看。

　　這個圖是長期圖，從計劃經濟到現在，總體來講這個所謂的資本的邊際回報，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這是一個普遍規律，什么東西可以延緩邊際報酬，資本報酬遞減，甚至可以暫時扭轉，技術進步，效率改善，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左邊的圖是我把中國放在一個所謂較低收入，有巴西、印度、馬來西亞、泰國、英國，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其他的經濟體基本上都在改善，資本回報率在改善，印度不是在改善，但是印度的情況特別復雜，特別符合低收入國家的情況，在低收入國家資本回報率就是高，收入越高資本回報率越低，因為你最終要靠技術，靠不斷的投資來提高最終的收入水平。紅色的是美國，你看我們的情況現在已經低于美國開端年份的情況，我還沒有考慮到最近的，2008年之后，我們把最近幾年加進來情況會更糟糕。我們的情況確實是一個特例，我們確實是一個例外。我覺得從速度的負擔，最后把它引導到一種最終我們投資的低效率，投資效率越低，要保護速度需要更多的投資。所以，我們自己就陷在里面了。我就想說這么多。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