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速呈現逐年遞增態勢，預計在2013年停止增長。在人口紅利消失的同時，我國還將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快速到來。這種不可逆的人口結構改變，將直接影響我國經濟未來發展方式的變革。對此，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記者 盧曉平 ○編輯 孫忠

　　雙重壓力

　　將面臨人口紅利消失

　　和老齡化

　　記者：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15歲-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到達最高峰，此后勞動人口總量開始下降，從2010年起撫養比開始上升。2050年，我國老齡化率將達30%，今后甚至可能出現負增長。對此數據該如何看？

　　蔡昉：這說明今后中國的勞動人口將不再增加。而作為勞動人口15至64歲的勞動力人口總數從2013年起也將開始減少。這個年齡層的人口在2020年前可勉強維持在9億人左右，之后減少將呈現加速度。屆時，中國將同時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和老齡化快速襲來雙重壓力。

　　有抱怨說這是我國人口生育政策帶來的后果。但客觀上說，即使目前放開人口生育政策，如夫妻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2胎，也無法從根本上扭轉現有態勢。從其他國家走過的路徑看，經過一段時間發展，人口紅利的消失和人口老齡化到來是必然的，不可逆的。只是我國情況特殊，來得太快，“未富先老”成為重要特征。

　　記者：什么是人口紅利？“第一次人口紅利”和“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內涵是什么？

　　蔡昉：中國的高速增長得益于龐大的人口紅利。一般而言，如果人口結構處在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最大、比重不斷提高、增長速度也很快的階段，就意味著有更多的人可以作為勞動者供養依賴群體的人，人口撫養比不斷下降，就可以產生人口紅利。

　　我們暫且將一切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稱作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有“第一次人口紅利”和“第二次人口紅利”認識上的區分，但并不十分嚴格。其中，第一次人口紅利主要指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多、比重大、增長快，保證了勞動力的充足供給，以及人口撫養比較低并持續下降使得我們可以獲得較高的儲蓄率。

　　而“第二次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了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挖掘出一些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例如，整體提高人力資本水平，通過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向積累型模式轉變來推動經濟增長。

　　目前我國人口紅利的消失，指的是“第一次人口紅利”。而“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挖掘潛力巨大。

　　如何應對

　　加快發展

　　消除“未富先老”缺口

　　記者：2050年，我國老齡化率將達30%。人口也很快出現負增長。“未富先老”已經成為難以規避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對待？

　　蔡昉：我國人口老齡以及人口負增長，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發達國家的早期和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老齡化的過程，日本已經連續三年人口負增長。

　　面對“未富先老”，“老”是不可逆轉的，要解決的是“富”的問題。因此，關鍵是加快經濟發展，消除“未富先老”的缺口。但在人口紅利消失以后，經濟增長不可能再靠原來那種粗放式、不計成本資源支出的模式推動。因此，經濟潛在的增長速度也會降低。

　　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今后許多年，我國經濟增長需要資本、勞動力、人力資本和生產率幾個引擎，在人口紅利消失和人口老齡化雙重壓力下，引擎的效能都將遞減，導致經濟潛在增速放緩。因此，未來我國實際經濟增速放緩是必然的。

　　這是國際經驗豐富證明的可能性。研究表明，歷史上許多經歷過高速經濟增長的國家，到了一定的(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由于全要素生產率不能持續提高，所以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降低。

　　這方面，日本在這方面提供了教訓。日本不僅老齡化問題十分嚴重，而且由于沒有找到新的經濟增長引擎，自1990年以來，年均GDP增長率不到1%，可以說陷入了經濟停滯。

　　記者：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有具體測算數據嗎？

　　蔡昉：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潛在經濟增長率會出現下降。根據一些研究者的測算，在正常的情況下，“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在過去十幾年的年均GDP增長率基礎上，分別降低1至2.5個百分點。我和我的同事具體測算的結果是，潛在的增長率將在“十二五”下降到7.2%，在“十三五”下降到6.1%。

　　潛在增長率的降低，意味著單純依靠投入實現經濟增長的傳統模式已經難以為繼，需要轉向依靠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的模式。這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嚴峻挑戰和緊迫任務。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學會接受降低了的潛在增長率，而不要人為地追求超出這個水平的實際增長率。

　　與其一味強行追求10%的增長，不如順應人口結構的變化逐步降低增長速度，實現更長久可持續，這對我國甚至對世界都是好事。中國經濟真正要擔心的不是目前的增長率，而是能否在沒有完全富裕起來，老齡化卻不斷加劇的“未富先老”中實現持續增長，并建造一個擁有高度公平性的社會基礎。我們沒有多余時間，得抓緊。

　　措施保障 建立全方位系統化應對之策

　　記者：像您所言，人口結構的快速變化，使得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得不轉。那么，未來政府會采取哪些應對措施？

　　蔡昉：這是項系統工程。我們不僅要從思想意識上認清問題重要性，更要進行頂層設計，建立起全方位的應對之策。

　　首先，要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包括提高勞動者素質。人力資本的貢獻任何時候都需要，但是相對來說貢獻比較小。相比較而言，提高資本對勞動的比率，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兩個途徑更為重要。

　　企業多買機器少雇勞動力，資本投入快于勞動的投入，這在指標上反映為資本勞動比率提高。政府出臺大規模的產業振興規劃、刺激方案，都是資本密集的產業投入。然而，這種途徑具有極大的不可持續性。在勞動力開始短缺后，不斷投入資本就會帶來報酬遞減現象。也就是說，連續不斷地投入物質資本，并不能保持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因此，必須提高資本對勞動的比率。

　　另外，要依靠技術進步、體制改革和更好地配置資源。還是列舉日本的案例，在人口紅利消失后，日本走了一條資本投入加快、重工業化的道路。帶來的后果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資本勞動比率的貢獻占到了94%，人力資本的貢獻也是正的，但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是負15%，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了。因此，從1990年到現在，成為日本失去的20年。

　　其次，通過戶籍改革穩妥將農民工轉變為城市居民，提升農民工保障水平。目前城市非農產業勞動力的需求都是由農民工滿足，但是農民工的勞動力供給潛力還沒有充分發揮，農民工進城打工、居住，但現有的戶籍制度使得他們不能取得城市戶口，不能均等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農民工的就業保護不充分，遇到周期性失業的困擾，只能返鄉，這都導致了城市勞動力供給不穩定。因此，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把農民工變成市民，保護農民工就業，保證使他們作為勞動力的供給更加穩定，更加充足。

　　第三，改進養老保障制度。在人口撫養比不斷下降的時候，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障制度是不可為繼的。因此，如果把農民工也納入養老保障范圍內，利用他們大規模的進入，把今天的現收現付做好，同時也讓這一代工人積累起他們的個人賬戶，為未來的養老做好準備。通過建立積累型的養老保障制度，可以保持較高的儲蓄率，也是第二次人口紅利的重要表現。

　　第四，可以實行彈性退休制度。退休年齡不要一刀切。實行彈性制度，可以充分利用一部分高技能、高素質人員的人力資本存量，同時也要保護那些受教育不夠的普通勞動者。

　　記者：政府明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主動調低了發展速度。但從目前中西部地方的已經出臺的規劃情況看，經濟仍然保持較快的速度。那么，如何規避資源的無效配置現象重復出現？

　　蔡昉：應該積極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十二五”時期是我國從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時期。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同時，要通過提高政府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保證人人享有社會保障，是維護社會穩定、提高國家凝聚力的迫切要求。向全體人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是政府的責任，構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是政府轉變職能的重要方面。這就要求科學界定政府職能與市場功能的邊界，準確區分公共服務與非公共服務、基本公共服務與一般性公共服務。

　　另外，要讓有效率的企業存活下來，讓沒有效率的退出經營，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要防止以穩定就業、國有企業占比、維持GDP、保障稅收等作為借口，保護一些該被淘汰的企業，造成經濟體中這種“僵尸企業”占比太高，降低整體經濟的健康水平。據有的學者研究，目前我國企業之間的生產率差異性仍然比較大，如果允許企業優勝劣汰，把這種差異縮小到美國的水平，可以提高生產率30%至50%。

　　總之，政府要做的事，不是替企業提高資本勞動比率，而應該真正讓有效率的企業活下來。只有微觀上的優勝劣汰，才有宏觀上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