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

　　財經專欄作家

　　社保理事長戴相龍近日表示，養老金確有缺口，完善養老金制度可能涉及延長退休年齡和養老金繳納年限等措施，“比如養老金交30年，就可以獲得養老金了。那今后30年不行，可能要交35年。現在60歲退休了，將來可能63歲退休。”

　　養老金缺口有多大，現在沒有明確統計。按照德銀的研究，養老金占GDP之比將每10年提高10%，今后38年累積養老金總缺口的現值相當于目前GDP的75%，這個說法還有待校驗。但可以明確預判的是，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這也意味著，中國將成為養老金支付壓力最大的國家，任何經濟和財政的異動，都會造成巨大風險。

　　延遲退休年齡，幾乎是所有老齡化程度高的國家應對社會撫養能力下降的共同選擇。即使是養老金由財政兜底的國家，在養老金赤字和財政赤字同時出現的時候，也會以此彌補缺口。從人口趨勢看，即使人們不免會質疑，延退將造成不同年齡段勞動力退休待遇事實上的不公，但鑒于中國總有一天從高速增長時代進入中速增長時代，實施延退仍是可能的。發達和高福利國家不約而同地推行延退，原因就在于，一旦經濟增長進入勻速或沉寂階段，養老金支付壓力就會立刻顯現。

　　盡管延遲退休年齡算是國際慣例，但是，沒有理由認為，延退之后就能補上養老金缺口。這一點國際經驗已經提供了答案。因此，如果僅僅是實施延退而不在其他領域實施突破，那么養老金支付費用其背后隱藏的社會問題，仍將得不到解決。在這方面，中國要做的事更多。

　　比如，盡管生產要素實施市場配置已經30多年，但是，這種配置仍然是有限的，有時候甚至是倒退的。相對于經濟資源的配置，人力資源的配置更加落后。一方面，許多人的知識和技能培訓和市場需求脫節，既造成了勞動力的極大浪費，也致使中國勞動力長期只能提供低GDP貢獻率。另一方面，人口管理、人才管理等制度的束縛，也造成了生產力的區域內集中而非自由流動，勞動力因此大量錯配。這些情況實際上降低了社會總撫養能力。假設一下，如果在一個能夠合理配置的人力資源環境中，龐大的中國勞動力人群可以發揮多大的作用？提高多少總撫養能力？人口紅利的消失還那么令人擔心嗎？

　　又如，出于投資風險的考量，養老金的年投資收益率水平被限制在2%左右。由于中國股市等投資性市場存在著許多結構性漏洞，這種投資收益的限制并非全然沒有道理。如果市場投資制度能夠得到有效改進，降低制度性原因造成的市場風險，將現存2萬億養老金結余作為長期戰略資本投向可依賴的、追求價值投資的市場，還需要人為設定養老金投資收益嗎？2萬億養老金結余的收益一旦得以擴大，頂得上多少人延退？

　　再如，目前二元化的退休制度，已經導致了養老金支付一定程度的失衡。如果未來缺口擴大，失衡度也將隨之加劇。養老金制度之所以為各方關注，原因不僅在于缺口，更在于要避免因此埋設的社會隱患。如果二元化沒有調整，即使缺口通過各種方式能夠補上，也不意味著這種隱患消除。養老金公平支付，既等同于一個國家對于勞動者一生勞動的認可，也是擴大消費內需的真正需要。在發達國家，老齡消費者才是潛力最大的消費主體。如果養老金支付做不到既患寡也患不均，那么中國今后人口基數越來越大的老齡消費者，就難以成為擴大消費內需的推動力，有金者完成了基本消費，少金者無法消費的怪圈就不僅難以打破，而且將更加嚴重。

　　實現老有所養，提高人們對未來穩定性的預期，不僅是養老金制度的事，其背后是重要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的調整。這個調整能否順利進行，將決定中國養老隱患能否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