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清華大學教授魏杰

　　張子健

　　今年上半年的經濟數據并不樂觀，全國GDP增速7.8%，二季度增速7.6%。GDP增速連續六個季度放緩。GDP增速不但創下13個季度新低，更是3年多來GDP首次跌破8%。經濟下行已成定居，未來趨勢如何發展，如何化解深層次危機，值得探討。為此，本報專訪著名經濟學家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魏杰教授，解析當前危局困惑。

　　《中國經營報》：中國經濟減速信號頻頻發出，你認為其成因是什么呢？未來趨勢會如何？

　　魏杰：下行原因的是多方面的，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第一，深層次原因包括經濟體制問題，增長方式問題，經濟結構問題。實際上，多年積累的弊病，使得經濟下滑成為必然，過去幾年經濟沒有下行的原因是央行貨幣投放的持續，然而，一旦收縮貨幣危機必然會顯現。

　　第二，直接原因是目前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出口、投資和消費都存在問題。

　　首先是出口，國內出口70%集中在美國和歐盟，目前，美國因為其對失業率的高度重視，必然會對中國反傾銷，而歐債危機促使各國實行緊縮政策，緊縮必然收縮進口需求。

　　其次是三大核心投資包括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制造業投資都遇到了不同的問題�；�礎設施投資已經淡化，現在已經不可能像前些年那樣大規模投資。同時，房地產投資因為調控，地產商對未來趨勢悲觀，今年1～5月份增收下降了13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主體基本上是民營企業，但是現在民營企業也遇到了問題。

　　而當前中國人的三大核心消費：房子、汽車、家電也都在隨之下降。房地產因為調控，交易量已經下來；汽車因為交通和環境壓力，一線城市已經開始調整；家電因為2009年、2010年家電下鄉政策，農村市場開發殆盡，所以最近出現節能補貼政策失效，家電消費逐漸下滑。

　　第三是地方政府的原因，地方政府是拉動增長的重要力量，但地方稅收基本是吃飯財政，其收入主要是一“賣”，二“借”，即賣地和借地方債，但現在兩者都不樂觀。工業和住宅用地現在賣不動，流拍比例達到60%多，2010年全國土地收入是3萬多億，2011年只有1萬多億。實際上，地方政府自去年6月份資金鏈就斷了，后來維持住主要是靠拖欠建筑商的資金，但是去年年底正常開工的項目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處于半停工和全停工狀態。

　　第四，民營經濟原因。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的貢獻達60%以上，目前面臨兩大問題，一是成本要素上升太快，所以要么漲價、要么減稅、要么技術創新，但是現在三個出路都不樂觀，于是出現民企大量半停產和全停產現象，進而導致資金鏈中斷，跑路頻頻出現；二是幾十年來以公有制為主的體系沒有改變，民營企業合法身份和政治前景不明，民營企業家移民的積極性已超過投資的積極性，導致民營經濟迅速回落。最近政府救市，拉攏民營企業參與投資，但是企業情緒不高。

　　第五，近年來，寬松的貨幣政策產生了諸多弊端，現在央行已經不敢大量投放貨幣，歐債危機已經警示借債不能太多，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也不敢放松。于是，中央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力量下降，綜合各方因素，下行趨勢成為必然。

　　《中國經營報》：目前，政府已將“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出臺了一系列財政及產業政策，此時出臺“穩增長”與“調結構”矛盾嗎？近來央行采取降息的救市政策，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股市與樓市，是否會加劇新一輪通脹的預期？

　　魏杰：要救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刻不容緩。我的觀點是：第一，僅僅救市是反復政策，后果不敢設想。第二，中國經濟必須盡快深度調整，是唯一出路。

　　如果單純為了救市，又把深層次問題放下，問題更麻煩，所以我很擔心救市的效果；比如，央行降低利率，某種意義上就是救市。中國現在的債務問題不是很大，但是貨幣問題已經很嚴重，M2和GDP的比例已經是190%左右，美國才91%，相當可怕，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最后就是人民幣不值錢了，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會恐慌，開始畏懼，所以沒人想調整結構，轉變增長方式，而是想救急。

　　如果簡單的采取救市，一救不了市，二后果不敢設想。因為政府已經沒有2008年救市的力量，即便是結構減稅，民企放開，家電下鄉，也于事無補，而且加劇問題變化，比如本來已經產能過剩，還鼓勵生產，最后速度拉上來，但是結構更加惡化。所以，單獨救市死路一條。

　　《中國經營報》：中國經濟已是積累多年的深層次問題，能從根本上提出一套切實有效的改革建議嗎？

　　魏杰：目前中國經濟的唯一出路就是深度改革。近年來，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政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第一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改革先抓兩個重點，一是民營企業必須解決理論問題，即政治身份何屬？目前，民營經濟的理論定位還是“剝削經濟”性質，認為勞動創造價值，資本不創造價值，這樣不可能是平等地位；再者是法律問題，憲法規定實行公有經濟為主，多重經濟形式并存，但是民營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不是并存，是誰為主的問題。評價經濟主體的指標：一是對經濟貢獻，二是對稅收的貢獻，三是對就業的貢獻，四是對技術創新的貢獻。四個指標皆是民營經濟最好，經濟貢獻63%，稅收貢獻61%，就業貢獻85%，技術創新專利申報數量第一。所以，民營經濟現在還是定性“并存”的部分，企業家怎么可能有積極性？提高積極性，不能是僅僅放開投資門檻，因為民企只能入股，不能控股，等于把錢給你，你來花我的錢，民企不會來。所以，要深化改革，震撼人心的改革才會有出路。

　　二是要放開審批，權利還給市場，激發企業的活力。政府就是社會公共管理的一個部門，企業是經濟建設的中心，他們不是誰領導誰的問題，是平等的問題，企業依法經營，政府依法行使權力，沒有觸犯法律，兩者之間沒有關系。

　　第二要轉變增長方式。過去具備成本優勢的中國經濟，現在進入高成本時代，要盡快轉向以技術增長為優勢的經濟模式，技術創新要受到全社會的重視�，F在繼續靠大量要素投入，而不是要素效率的提高，所以只要要素減少投入經濟就下來，一旦再投入就會陷入通脹。問題是現在沒有人搞技術創新，國家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對于創新的補貼和投入很少，創新者沒有動力，也沒有保障。

　　轉變我國目前的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是防止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和停滯的根本舉措，在改革中拋棄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形成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方式。

　　第三要調整經濟結構。比如傳統制造業過剩，現代制造業短缺，所以不能再補貼傳統制造業，要在政策上扶持現代制造業，讓從事傳統制造業的人趕快退出來，進入現代制造業環節。如果不進行結構調整，經濟不可能再增長。

　　《中國經營報》：在經濟蕭條時期，需求和投資日益減少，消費日益乏力，作為企業應該怎么做？如何走出寒冬？

　　魏杰：企業家唯一的辦法，必須選擇競爭力更加突出的產業發展方向，千萬別跟著風潮走。過去，企業家們攏關系、拿項目，這種機制長久不了，不能長期依賴。自己要鉆研技術創新，要看到未來結構調整的走向。

　　當然，企業家也不能一味的發牢騷，牢騷解決不了問題，要積極謀求轉型發展，與時俱進，產業升級。中國現在是有困難，但經濟未來幾十年還是處在較快增長的階段，基本面尚好，人們勤勞致富的欲望還很強烈，絕大部分人還是抱有很高的希望，暫時還不會出現基本面的崩潰。

　　其實，根本問題出在政府給的信號非常不明確，人們的恐慌來自于信任危機，不清楚未來的政策走向。政府一會兒說要放開民企投資門檻，發展民營經濟，一會兒要力挺國有經濟，鼓勵央企并購。政策走向的信號搖擺不定，有些部門的言論明顯是為維護自己利益的辯護，所以民眾的困惑不是來自現實經濟問題上，而是政府傳遞的信息困惑。

　　因此說，中國經濟的下滑趨勢不必要過分擔憂，只要進行深層次改革，未來幾十年的增長不是問題。危機倒逼改革，但是改革沒有進展，就會走到崩潰邊緣，那樣就是全盤皆輸，重新洗牌，所以各個利益集團需要妥協，在妥協局面下，精英群體的選擇更加重要�，F在，最害怕民粹主義卷著大家走，理性不是來自于民眾，而是精英群體，所以決策層戰略判斷一定要清晰。

　　相比較而言，西方經濟危機是技術性問題，制度下的操作問題；中國是制度性的框架問題，方向性問題；一旦歐美走出危機，我們還沒有改革到位，就會被拋在后面。中國如果不進行深層次改革，可能會出現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所以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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