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退休有依據 延遲改革無道

　　法定退休年齡僅僅是養老保險制度中的一個參數，延遲也僅為一個抓手，要真正解決制度掩藏的諸多結構性問題，則需要決策層痛下決心，早日綢繆，出臺一攬子改革方案

　　6月初，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下稱人社部)在回答網友提問時稱，將適時提出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的政策建議。一則極其簡短的消息，引發一場關于該不該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大討論。

　　這樣的討論似曾相識。2005年后，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啟動了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政策研究，從2008年開始類似的爭論便以兩年一次的頻率見諸媒體。利益攸關各方眾說紛紜，最終總會以人社部有關負責人做出“目前不會調整”的回應而告終。

　　中國的法定退休年齡規定源于20世紀50年代初第一部社會保障法規——《勞動保險條例》，《條例》規定職工退休條件為男職工年滿60周歲，一般工齡25年，女工人年滿50周歲，一般工齡20年；從事井下、高空、高溫及有害健康工作的勞動者退休年齡提前5年。該政策迄今已有50多年歷史，從未更改。

　　進行國際比較可以發現，中國的法定退休年齡在主要經濟體中是最低的，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齡嚴重過低。隨著社會發展變化、醫療保障水平提高，人均壽命不斷延長，延遲退休年齡乃大勢所趨。但鑒于行業和地區差異性大的特點，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應適度，且兼顧特殊行業群體利益。

　　適時調整退休年齡，亦是基于中國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養老金支付壓力劇增的現實。因為忌諱社會爭論而因噎廢食，放棄尋求共識的機會，并非上策。

　　目前全國已有26個省步入老齡化社會。人口老齡化速度快、規模大的現狀，或會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政府被動延遲退休年齡，否則，財政將面臨更大的補貼壓力，繼而成為地方政府新的債務賬單。

　　有關部門測算，2015年中國勞動人口將開始下降，2035年65歲以上人口約有2.9億人，勞動人口約有8.1億人，減去接受高等教育、失業和低收入勞動人口，將出現不足2個在職職工供養1個養老金領取者的局面。人口結構的變化，將會加速引發部分省份的養老金支付危機，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下掩蓋的財務風險將會放大。

　　解決養老金缺口，無外乎在制度內調整參數，制度外增加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國有股份劃撥或減持。其中調整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參數，主要指延遲退休年齡、下調替代率、上調繳費率，下調替代率意味著參保人福利降低，上調繳費率意味著企業負擔加重，調整空間有限，延遲退休年齡因此被寄予厚望，屢屢推至前臺。按照中國社科院專家鄭秉文測算，延遲退休一年，養老統籌基金可增長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緩基金缺口200億元。

　　因此，決策層當適時、適度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不搞“一刀切”、小步漸進推行是可行務實之舉。需要注意的是，一要兼顧那些勞動強度大或就業困難的普通勞動群體的利益訴求；二要研判對年輕人的就業沖擊，同時要拿捏調整時機，避免在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時推行，平衡養老和就業矛盾的“彈性退休”值得借鑒。

　　延遲退休年齡消息，是對民意的試探，驚人相似的是，歷次試探皆因有反對聲而告終，更為深入、理性的調整方案從未出臺。我們期望在一輪輪的爭論和回應之后，決策層能正視存在的問題，早日規劃、出臺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舉措，以統籌解決以下不容拖延的問題：

　　其一，提前退休現象大量存在，或少部分參保人有愿意早退休早領養老金的想法，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個人繳費與未來待遇水平關聯度不高，產生了“吃大鍋飯”者受益的負激勵效應，因此建立繳費與待遇水平間的激勵約束機制迫在眉睫。

　　其二，機關事業單位人員不需繳納養老費用，退休后待遇水平遠遠超出個人繳費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雙軌制”引發社會不滿，此次延遲退休年齡提議即被指責為公務員將成最大受益群體。由于機關事業養老金發放、管理主要由原單位承擔，各單位成立了專職的退休人員管理部門，增加了管理成本；同時“雙軌制”阻礙了企業人員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間的自由流動。

　　其三，基礎養老金統籌層次低，地區分割嚴重，無法實現統一管理，資金無法統一調配，目前養老金結余情況地區嚴重失衡，部分省份養老金財務風險突出。同時，養老保險制度城鄉差距巨大，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覆蓋面窄，待遇水平過低，農民尚未真正實現社會養老。

　　此外，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統賬結合”模式已經偏離最初的政策設計，“部分積累制”已名存實亡。由于統籌賬戶赤字，各地不得不將個人賬戶中自己借出用于發放當期養老金，造成個人賬戶空賬規模巨大，如何做實依然是個艱巨任務。

　　法定退休年齡僅僅是養老保險制度中的一個參數，延遲也僅為一個抓手，要真正解決制度掩藏的諸多結構性問題，則需要決策層痛下決心，早日綢繆，出臺一攬子改革方案。

　　【作者：《財經》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