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因受客戶之托，而與我討論客戶該當如何應付巴菲特午餐邀請。不料我們之間卻圍繞著中國是否該開征遺產稅而產生了爭論……

　　文︱塔夫

　　去年夏天的一個清晨，一個電話將我從睡夢中叫醒，朋友略顯焦急的聲音從電話中傳來，問他有什么事，卻又不肯在電話中細說，要求見面——也許是因為這個朋友在事業上正遇到一些麻煩——我曾聽說朋友的老板似乎對朋友不太滿意，于是我很干脆地答應了。

　　見面之后，才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朋友供職于一家公關公司，他的客戶收到了巴菲特的“慈善午餐”邀請，因此客戶昨天折騰了他一天，要求他今天下班之前必須給出回答“策略”。他跟同事搞了幾個方案，但都感覺沒把握，而這個客戶又是他們公司的大客戶，因此才想到找我來商量。

　　聽到這里，不免心里有些奇怪，一頓飯，雖說是跟巴菲特吃，價格也高得離譜，也沒必要搞得這么興師動眾吧——朋友估計是看出了我的疑惑，從身后一個大背包里拿出了一份厚厚的、裝訂精美的剪報冊，讓我翻看。

　　我打開一看，發現全部是關于巴菲特慈善午餐的報道，有中國的，有外國的，而且每頁剪報上都有一段內容摘要，看得出來朋友做得很用心。

　　從報道上看，媒體觀點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為巴菲特叫好的，而且有些上升到了道德層面，斥責一些已經表態不參加慈善晚宴的“中國富豪”缺少公益心，而且就報道數量上看，似乎這類觀點占據了上風。

　　而另一類觀點認為，參加與否不能代表一個人是否有公益心，更不能通過一個孤立的事件，就上升到道德高度上來討論。并且通過對美國及一些西方國家遺產稅的介紹，暗示一些富豪熱衷慈善不過是高明的避稅方法。

　　這下，我理解了朋友為什么這么重視這件事了——朋友的客戶顯然屬于富人階層：如果他愿意接受邀請，那么就不會找公關公司咨詢；而拒絕的話，那么怎么應對媒體的“道德”審判就成為一個問題。

　　“你認為客戶是否愿意接受邀請？”我先試探性地問道。

　　朋友呲著牙，像是很艱難地笑了笑，“我猜他要是愿意，那么就不會找公關公司了。”

　　由于猜中了朋友的心思，我不免有些得意，因此一股腦地將我早已想好的話全部說了出來：“那就簡單了。你可以分兩步來做這件事。首先我們可以通過對遺產稅的‘技術層面’分析來做輿論的鋪墊。

　　“‘技術層面’的分析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可以從稅制的整體框架著手。據我所知，美國的遺產稅占稅收的總比例并不是很大。在2009年，美國兩黨因為遺產稅吵架的時候，我曾看到過一個統計，大約是占總稅收的百分之一左右，相對于所得稅等大稅種，屬于小稅種。印象中，西方發達國家遺產稅所占比例大致相同，日本可能要高一些，但似乎沒超過3%。因此，我們可以通過這一點間接說它對社會財富再分配沒多大作用。

　　“‘技術層面’的第二部分，要抓住因遺產稅的稅率一般都相對較高，一些富人早有應對策略的話題。以美國為例，如果富人子女得到遺產時要交的所得稅，稅率在理論上能達到70%——我們強調這一點，就自然會讓人們對巴菲特熱衷慈善的動機發揮想象力。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通過一些輔助性的資料，來驗證人們的聯想。例如有些美國人通過有將財產有條件地捐贈給醫院、福利基金會，比如在子女生前有權定期獲取高額利息，成為子女變相的高額年金。也有人利用銀行、保險公司提供的大學儲蓄或者其他儲蓄型保險計劃，為孩子成年提供學費或者其他費用——由于等到子女使用這筆錢的時候，子女往往是未成年人或者處于較低收入水平，因此他們即使要繳稅，其稅率也要低得多。

　　“如果預算充足，還可以再爆一些美國情況的猛料：事實上，美國國內對遺產稅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我知道的情況，美國曾在2001年和2010年兩度停征遺產稅，原因大致包括：稅制復雜導致征稅成本過高(在美國，曾有征稅成本高于稅額本身的情況發生)，而且降低了誠實勤奮的美國人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在2010年底，遺產稅即將‘復活’的前夜，一些反對者甚至在美國媒體上撰文稱，國會正在‘激勵死亡’，并借助一些暮年富人的嘴說，‘甚至不知道應該自殺還是繼續生活’——因為死在2010年和死在2011年，子女面對的是有著天壤之別的遺產數字。

　　“雖然，支持遺產稅的人也并非都是窮人，巴菲特本人和一些富豪就曾于2001年上書美國國會，要求必須開征遺產稅，不過你的美國同行對此早有對策，他們利用民眾對遺產稅起征點意見不同，從而質疑他們的這一舉動的動機，效果很不錯。我就見過一幅漫畫，上面畫的是巴菲特戴著印有美國國旗圖案的帽子，嘴里說的是‘tax to us’，但故意把‘us’大寫或者以其他方式單獨處理，暗示巴菲特說的不是‘向我們(富豪)征稅’，而是‘向美國征稅’。因此這點只要借鑒點‘美國的斗爭經驗’，不算是什么大問題。

　　“如果第一步的宣傳鋪墊得好，那么你已經營造了這樣一個輿論氛圍：巴菲特午餐是遺產稅鬧的，而遺產稅作用不大，征收成本高——這樣你就可以開始第二步的正面回應了。你可以通過聲明，明確回應說不會去參加‘巴菲特午餐’，并列舉客戶之前做過的種種善舉，陳述參加午餐只是一種慈善行為，他不一定非要選擇這個形式。這樣一來，你的客戶形象就變成了一個無需遺產稅推動就熱衷慈善的好人，并且不是非要附驥巴菲特來證明這一點——沒準還有人認為他的拒絕是因為他有道德潔癖。”

　　這一大段話說完之后，我才意識到朋友似乎不但沒有因為我的高論而感到興奮，神情還有些冷漠，這不免讓我有些失落——于是我又加上了一句：“你是不是覺得這個想法還有什么紕漏？”

　　朋友看著我，似乎是在斟酌語句，好一會兒才回答道，“首先，你有點經驗主義了，本次巴菲特來中國舉辦午餐之前，還曾提出了一個捐出全部個人財產的‘裸捐’倡議。否則一頓午餐，雖說貴了些，客戶還不至于這么緊張。其次，也許我的觀點不重要，但目前輿論有點呈現一邊倒的態勢，這本身也許說明，當前社會對于財富集中的方式和集中的程度或速率有所不滿。”

　　“你瘋了么？難道你是要建議你的客戶去參加午餐？”聽到這里，我不禁有些失態，“那可是你的客戶，你的工資可都是客戶發的！”

　　朋友聽了，過了好一會兒才迎著我的目光，用有點戲謔的口吻說道：“不愧是前輩，我也覺得，要是我采用了你的想法并把它寫成方案，拿下客戶的可能性很大。不過，以我從事的服務行業的感受來說，目前富人確實掌握了更多的社會資源，例如今天他們就能調動你我，為他們掌握著更多的話語權出謀劃策。”

　　說到這里，他停頓了一下，才接著說道，“剛才你對遺產稅的剖析讓我小開了一下眼界——不過聽你說完之后，我倒覺得沒準遺產稅真的是一個好東西。就拿我來說，平時這個客戶對我們的預算壓縮得越來越厲害，而這個項目卻沒有太大的預算壓力；因為工作量較大，我還招了一個兼職的員工，等于創造了一個臨時性的工作崗位——這些算不算是社會財富的合理再分配的一種形式？”

　　我得承認，朋友的這段話讓我驚呆了，我努力平復了一下情緒，盡量以平緩的語調說道：“英語中有一個諺語：一個新的解決方案意味著新的問題。你別以為中國如果有了‘遺產稅’，就全是正面積極的影響，不會帶來新的負面問題。”

　　朋友笑了笑說，“我同意。不過那不過是‘問題’。相比能創造新的工作崗位，我覺得值。”

　　“這就是你老板不待見你的原因么？”現在想起來，我當時肯定有些失態了。

　　“也許是吧。”說著，朋友輕描淡寫地說了聲再見，就告別離開了，只留下我一個人呆坐了好久——真沒想到，朋友工作年頭不短了，還站在“是非”的立場上思考問題，簡直太書生氣了。

　　過了幾天，朋友給我發了一個信息，內容是：前幾天太忙，沒來得及匯報——客戶對我的方案沒興趣，看來輿論壓力是浮云，我還是相信制度。

　　我對此的回復是：你別搞錯了，所得稅都才開始改革，房產稅還在試點，別因為理想導致你還不上房貸。

　　朋友這次回復得很快：暫時看來還不會，也許是因為這波輿論壓力，我最近手頭上好幾個類似的案子——你看，遺產稅是個好東西吧，在美國開征都能在中國刺激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