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貫中 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

　　《華夏時報》希望我談談三農問題。雖然身在海外，瑣事纏身，但因題目重大，決定勉為其難，以“異域偶得”的專欄不定期地和讀者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

　　中國打開國門，積極融入世界經濟，一路走來已有30多年。從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公開發表，到今日也已過去整整二十個年頭。這段時間中國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GDP高速增長，人民物質生活顯著改善，和改革、開放前的貧乏簡陋，捉襟見肘相比，現在供應之豐富多彩，琳瑯滿目，已不可同日而語。

　　與此同時，社會上確實存在對改革、開放的種種議論。中國目前城鄉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均，由征收和拆遷引起的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土地財政引起的腐敗屢禁不止，維穩費用逐年上升，以地價和房價為標志的城市化成本居高不下，服務業的發展步履艱難，雖然城市外觀有其華麗的一面，但缺乏內生增長的動力，表現為城市吸收和消化農村人口的能力和自主創新的能力十分微弱，城鄉二元體制依然壁壘森嚴。由于歐美經濟危機的持續發酵，加上日本經濟本來就低迷不振，中國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日益嚴峻。

　　正當外需相對萎縮之時，中國內需的提升卻面臨重重困難。雖然靠政府的財政支出，特別是政府對基礎設施的大力投資，暫時防止了GDP的大幅滑坡，但民間的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支撐畢竟十分有限。

　　追求蛋糕越做越大固然重要，但忽視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蛋糕的分配既背離市場經濟規律，又缺乏社會正義的堅實支撐，是對社會情緒和制度性弊病的漠視。如果改革、開放帶來的繁榮受到制度的局限，使廣大民眾，特別是農民工和農民日益感到難以分享，則改革、開放就有失去民眾自發擁載的可能。民眾對改革、開放的目的和實效產生種種疑慮，對如何進一步改革、開放失去熱情的恐怕不在少數。目前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的嚴峻化，究竟是改革改錯了，開放開錯了，還是改革不徹底，開放不徹底？這是急需理清的問題。

　　從表象來看，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確實是一個差別較小的社會。可是，這其實是在壁壘森嚴的城鄉二元體制下強制性均貧的結果。當時基于烏托邦式的理想，民眾是不準自由追求個人的發財和發展。在二元體制下，農村實行的是將農民所有財產都集體化的公社制度，大家吃大鍋飯不算，文革中有些地方甚至收回自留地，禁止自由市場，美其名曰“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城市里則取消一切個體和私有經濟，極度擠壓自由職業者的生存空間，文革中更將他們一律歸于資產階級分子和修正主義溫床，并將這些倒行逆施美其名曰“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這種強制性的均貧政策，倒是符合懶人和笨人的本性，可是這種強制性均貧政策雖然符合小農的絕對平均主義傾向，代表的卻是歷史的大倒退，是對生產力的嚴重破壞，是對聰明才智的極大摧殘。這種均貧政策通過強制性措施人為縮小差別，結果必然將聰明人變為傻瓜，將能干者降為白癡，將高個子硬砍為矮子。最后的結果，自然是人人倒霉。當反智行為被人推崇，老大粗變得無上光榮，交白卷者成為英雄，讀書越多據說會越愚蠢的時候，文明必然遭到踐踏，人民的素質也日益低下。

　　當年的強制性均貧措施，其錯誤在于首先否認人的天賦和能力千差萬別，其次否認人的主觀能動性有天壤之別。只要在天賦能力和主觀能動性上存在差異，即使起點公平，沒有走后門和拼爹的歪風邪氣，結果也會不同。如果允許人們發揮特長，并鼓勵發明創造，提倡勤勞認真，懲罰懶惰和怠工，則懶人和聰明能干者之間的收入和財富最后必定有所拉開。這種拉開并不會帶來仇富心理。例如微軟的比爾·蓋茨，蘋果的斯蒂夫·喬布斯，公牛隊的邁克爾·喬丹，有誰因他們富得冒油而仇恨他們呢？為什么？因為他們是憑本事掙錢。

　　因而一個理想的社會并不應強制性規定收入分配結果的平等，而是盡量鼓勵人們變得更有創造性，更有自強不息的精神。只要每個人的收入和財富是靠誠實的勞動以及對社會有益的發明而極大化，社會總財富必定也會極大化。一個理想社會要做的是盡量革除對社會某些群體的制度性歧視，使他們能成為社會平等的一員，使他們能在同一起跑線上和其他社會群體一起出發，做到全體民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場面前人人平等。

　　我們追求起點平等和公正，是因為如果起點不公平、不平等，那么結果的不平等就特別為民眾所痛恨。很多人說，現在中國人普遍仇富和仇官，也因此產生了官二代、富二代這樣貶義十足的新名詞。其實捫心自問，對做官清廉的人，或者憑本事致富的人，我們會恨嗎？當然不會。我們痛恨的是利用制度漏洞貪污腐敗的官吏，或者并無本事，卻憑了特權、后門發大財的富人。現在人為制造起點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制度還有很多，而其中城鄉二元體制是其中十分主要特別丑陋的部分。為何如此說，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