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潘高穎

　　華北電力大學電力市場研究所所長張粒子教授是我國電力市場和電價研究方面的專家，直接參與了我國《電價改革方案》研究工作，目前承擔國家能源局“十二五”能源規劃重大研究課題之一《能源市場體系建設與價格機制研究》。

　　近日，記者就我國資源價格現行機制的問題，以及未來改革的方向對張粒子進行了專訪。

　　上海證券報：您如何評價現行的資源品價格形成機制？

　　張粒子：現行機制本身未充分體現資源稀缺性和實際生產成本，但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間，這種機制有利于維持相對穩定的資源品價格，也正因為此我國才能實現經濟騰飛，所以在前一個歷史階段，它是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全球生態環境惡化、可利用資源緊張，低價格資源帶來的資源低效利用和環境污染問題日益明顯。因此必須進行資源品價格改革，使之能充分反映市場供需和資源品生產所帶來的環境成本。

　　例如，我國煤炭市場還不是充分競爭的市場，具有一定壟斷性，所以其價格中有不合理成分，所以國家在特定時期進行干預也是有必要的，尤其在我國電力消費結構目前仍以火電為主、對煤炭非常依賴的情況下，為使電價保持適度的增長狀態，必須要有政府角色參與。

　　在通脹形勢嚴峻、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電價大幅度上漲對經濟保持合理增長是不利的，所以電價只能適度、可控地增長。如果經濟不能保持合理增速，對就業物價指數等一系列指標都將有影響。

　　上海證券報：能否結合具體例子談談現行資源價格機制中最突出的問題？該用什么手段解決這個問題？

　　張粒子：最突出的問題即資源品價格不能真實反映市場供需狀況，同時不能反映資源的量是有“價”的量。

　　比如天然氣價格，它的出廠價、管輸價和城市管道價都是實行政府定價，但這個價格顯然不符合我國對它越來越大的需求，而且資源費偏低導致開采浪費現象嚴重。尤其今后我國要大力發展天然氣，偏低的天然氣價格將擾亂市場。之前出現過的幾次氣荒，政府只能被動地上調價格，但調整是滯后于市場的。資料顯示，我國天然氣目前對外依存度大概是13%—16%，但五年后，隨著中亞通道打開，這一數字可能達到40%，但國產氣價是國外的一半，誰會做高買低賣的生意呢？所以不和國際市場接軌的價格到時可能造成更大的矛盾。

　　解決的手段就是完善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并建立與石油等替代能源的比價關系。另外征收資源稅，使資源品的真實價格和環境成本通過終端價格反映出來。

　　上海證券報：怎么看待我國經濟轉型時期資源品價格逐漸“去行政化”的過程？

　　張粒子：以一個具體例子來說，如電價改革，其改變“政府定價模式”要結合我國電源結構的改變。

　　我國發電結構里，煤炭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另外我國經濟在快速發展期，用電需求增長也非常快，電力需求預期提高了煤炭需求的預期，因此煤炭企業自然就有漲價動力。歐美國家電力需求增長有的不超過百分之三，這是因為其經濟產業結構相對合理，以高附加值產業為主。

　　所以我國在經濟轉型時期，政府指導價的帽子會一直帶著。但在我國轉型之后，或者說電源結構改變后，這個帽子會摘掉。

　　我國在努力為這個轉型做準備，在改變電源結構的工作中比較明顯的一個是現在鼓勵天然氣勘探和開采；再一個就是更加穩重地進行核電大發展。另外這幾年大水電站也在建設，所以結構確實在調整。

　　與其他經濟模式相對簡單的小國相比，我國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國情現狀，都有其歷史的復雜性，因此經濟轉型、價格改革更緩慢，就像一列高速行駛的火車，明知前方沒路可走，也只能慢慢剎車，但不能因為慢，就不做。

　　上海證券報：如何理解資源品價格改革是一項“系統性工程”？

　　張粒子：這主要是由資源品價格本身承擔的義務有特殊性決定的，一方面要讓人們都有公平使用權，另一方面它要能反映自身的稀缺性。

　　以水價為例，水價有兩個很矛盾的地方，一是水資源的稀缺性更高，雖然看似到處是水，但能喝的好水已經很稀缺了，所以價格確實能調節人的行為，價格一高居民就能更節約用水。但從另一個方面說，水承擔的“普遍服務義務”更多，人沒水，沒有潔凈水是不可能的。這就是一組矛盾。

　　所以水價改革的確應該是最為迫切的，但同時這并不僅僅是水價的提高或者變化，資源品價格改革是涉及多方面工作的系統性工程。考慮到資源使用的公平性，大家都有使用權，那么市場化之后，價格提高，國家財政、民政部門怎么對低收入家庭進行補貼，這很重要，也需要和資源品價格改革同步進行。這和電價改革很相似，兩者的改革既要促進節約又要保證公平，所以“十二五”改革方案里才會有階梯水價、階梯電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