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先國

　　摘要：今年是“十二五”規劃實施的開局之年，但宏觀經濟形勢撲朔迷離，令人糾結。從統計數據看，中國令全世界羨慕。從企業家和老百姓的心理感受看，又充滿擔心和憂慮。

　　嘉賓簡介：姚先國，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浙江省人才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常務副理事長、中國勞動學會常務理事、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員會委員

　　今年是“十二五”規劃實施的開局之年，但宏觀經濟形勢撲朔迷離，令人糾結。從統計數據看，中國令全世界羨慕。從企業家和老百姓的心理感受看，又充滿擔心和憂慮。浙江溫州發生“高利貸案”，一些老板潛逃、甚至跳樓，凸現了宏觀調控背景下的金融困局：一方面是流動性過剩，物價上漲導致銀根緊縮；另一方面是資金荒導致企業經營困難、資金鏈斷裂。中國的問題到底是錢多了還是錢少了？金融體系與經濟體系如何匹配？金融改革應該如何深化？當前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是改善了還是惡化了？民營企業如何整合資源、轉型發展？

　　減少改革的代價

　　今天的主題是金融改革與民營經濟發展。金融的運行跟整個宏觀經濟，特別是中國現在的經濟轉型發展息息相關。今年作為十二五開局之年，本來應該在轉型發展方面能夠邁開實質性步伐，但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無論是各級領導者，還是企業，似乎更多地被宏觀經濟運行中一些短期因素所困擾，顯得搖擺不定。比如說十二五確定以轉型為主題，但是今年國務院主要工作是以控制物價、穩定經濟作為首要目標。怎樣將短期應對各種困難與追求經濟轉型發展的長期目標有機銜接，這恐怕是需要我們認真研討的。

　　我來自浙江，先從熟悉的地方講起。溫州高利貸風波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溫州今年因為宏觀緊縮、資金緊張，導致了高利貸、地下金融特別活躍，有一些企業資金鏈斷裂，結果就出現了老板逃跑，甚至跳樓的現象。前不久我了解到，真實的情況是有288個老板跑掉，跳樓的有5個。資金短缺發生的面確實是比較廣的，浙江省今年1-7月份已經發生上百起非法吸收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案件，有一百多人被起訴。而且我們注意到，不光是溫州、浙江，全國也有很多這樣的案件，比較典型的像是河南、江蘇、福建、內蒙等都有發生。

　　因為非法集資案被判死刑的已經不止一個兩個了，這樣就引出另一個話題。我們的改革是在和平時期、是在黨和政府的統一領導下進行的，可是回顧一下，每一項改革都付出了血的代價。有官員對我說，因為增值稅發票而殺頭的全國至少幾十個了。我們搞一個改革要付出這么多人頭為代價，這到底怎么看呢？值還是不值、該還是不該？怎樣盡量減少改革過程中的社會成本和代價，獲得理想的結局，值得我們深思。

　　高利貸風波根源與流動性過剩

　　現在的形勢可以用“糾結”兩個字來形容。很多事相互矛盾，違背常理，讓人看不清、說不明，金融形勢也是這樣。中國到底是錢多了還是錢少了呢？高利貸風波是因為宏觀調控直接引起的，為什么銀根縮緊？就是因為流動性過剩，也就是社會上的錢太多。從宏觀上算賬，現在錢確實太多了，比如說我們的外匯儲備現在已經超過了3.4萬億美元，按照6.3的匯率，差不多20萬億的人民幣。這意味著什么呢？我們將東西生產出來，運到國外，低價銷售，將人家花花綠綠的美元拿回來，又不能直接花，因此要將這些錢存到人民銀行，換成人民幣。我們知道貨幣是虛擬經濟，生產是實體經濟，它們之間應該對應，20萬億的東西到了國外，讓他們消費了，而我們這里沒有對應的物質，這些年為什么炒什么就漲什么，這是基本的宏觀背景，有20萬億的閑錢在那里。

　　還有就是我們的存貸差，存款大于貸款，上半年全國存款是78萬多億，去年我們存款大于貸款13.6萬億，今年上半年是14.5萬億，加上外匯儲備的20萬億，有高達35萬億左右的閑置資金。全世界現在都認為中國最有錢，什么國家有困難，就先想到中國。2008年金融危機我們周邊很多國家都跑來中國求助。現在歐債危機，希臘、西班牙等等都來跟中國談，當然現在歐洲有一幫人就擔心要被中國收買、喪失他們的什么原則了，爭論很激烈，但是至少他們認為中國是有錢的。

　　中國的錢在哪里呢？應該說溫州人有錢吧，但是偏偏跳樓的、資金緊張、發生資金荒又是在溫州，中國宏觀上錢多了，但是微觀上錢緊，甚至搞出人命，問題出在哪里？現在我們的政策是基于錢多而制訂出來的，控制通脹、控制流動性過剩，這是我們宏觀調控的基調。從全社會算賬，C PI漲得快，抽緊銀根、加緊調控，理所當然。但是這樣一來，銀根抽緊了，實際效應是為淵驅魚，我們使用的調控辦法是從歐美學來的，但是我們經濟運行的現實、我們的微觀基礎、我們的國情跟歐美是兩回事。

　　為什么說是為淵驅魚呢？宏觀上計算流動性是過剩的，在我看來流動性分為三大塊，一塊是在金融體系，如銀行機構、證券機構等，這是主要部分，一塊是民間資金，90年代時有一個說法，體制外資金。如溫州民間資金估計最少有6千多億，最多的估計是超過1萬億，當然不是說現金在那里，但是這是民間資金，隨時可以動用。還有一塊就是外面涌進來的熱錢，現在經常莫名其妙發現外匯儲備和進出口順差、國際收支對不上賬，多出來，一多就是上百億、幾百億，這些熱錢看好人民幣升值，而且國內的利率比國外高。

　　這三塊共同組成流動性過剩，可是宏觀調控，抽緊銀根主要作用于體制內，這樣就出現問題了。三大塊資金中，應該說體制內的這一塊是最透明，用途也是最正的。盡管體制內資金運用也有一些問題，但是銀行改革之后，總體的經濟效益是越來越好，資金的管理也比過去規矩的多。可是恰恰這一塊錢猛抽，體制內的錢少了，利率就肯定要提高，這樣就帶動了社會上閑置資金轉化為高利貸。溫州現在這個現象特嚴重，因為資金緊張，銀行的資金有相當一部分也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流出去，轉化為高利貸資金。由于體制內的資金抽緊，將外面涌進來的熱錢，還有不在體制內的民間資金，大量轉化為高利貸了。

　　我在溫州調查發現高利貸確實比較盛行，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經營，而且影響了普通老百姓的心態，都不想去做實業了，因為那個錢來得快。溫州人一直有兩個很好的傳統，首先是他們重實業；其次是講誠信，承諾就算數，借錢不還，到死心也不安。這是非常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非常有利于契約經濟的很好條件，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借了錢就沒有打算還你。

　　溫州人的鄉土觀念很重，聽到溫州話就很親熱，漂洋過海聽到溫州話，溫州人就會幫助你。溫州人相互之間借錢，幾十萬、幾百萬借條都不用打，在80年代就是如此。但如果你不講誠信，在圈子里無法混了，今后你就完了。這兩個傳統對溫州人勇于創業、敢于冒險的企業家精神起到了有效的支撐作用，使之得以開花結果。

　　但是這兩大傳統今天都遇到了極大沖擊，溫州市委書記說不要看到跑路的幾百個人，這是不得已，而且不符合溫州人的傳統。跳樓的溫州人是硬漢子、敢擔當，真正體現了溫州人的精神。當然這并不是鼓勵大家跳樓。現在都在勸跑路的溫州人回來，遇到的問題政府幫助解決，基調是你借了高利貸，本錢要還，利息可以減免。

　　金融改革滯后導致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浙江表面來看企業利潤率還不錯，前三季度規模上工業利潤率21.2%，但是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只有5.73%。很多有一點實力的企業都去搞房地產，多樣化的投資，通過非主營業務來彌補利潤的不足，目前工業企業、生產性企業的形勢比較嚴峻。比較起來日子最好過的就是銀行了，2010年中國十大最能贏利公司有7個是銀行，今年上半年四大國有銀行利潤就有4000多億。

　　從全中國來算大賬，我們應該是很有錢、很舒服的，但是企業的日子又這么艱難，矛盾在哪里呢？我個人認為癥結就在金融體制。中國并不缺金融資源，缺的是有效配置金融資源的機制，這是我們面臨的矛盾。金融作為虛擬經濟，它跟實體經濟脫節的現象很多人都指出過，現在的矛盾沒有緩解，反而是在加劇。

　　根本矛盾是實體經濟的變革超前，而金融的改革滯后，兩大體系本來應該是匹配的，但是現在不匹配。我們現在的實體經濟，從所有制看多樣化了，國內國外、國有民營都有，大中小企業都有，創新、創業都很活躍，經濟體系是高度的多樣化、復雜化，但是金融體系仍然是單一化，仍然是政府的控制。過去我們說兩個80%，80%的資金在國有銀行里，國有銀行里的80%資金又是貸給國有部門。民營經濟長期得不到有效的金融支持。全國工商聯實際調查的情況，90%以上規模以下的中小企業以及95%的微小企業沒有與金融機構發生任何借貸關系，就在那里自己玩。我在溫州調查，當地一個很發達的縣級市，兩萬多家民營企業只有2千多家跟銀行有借貸關系，其他的企業都靠溫州自我相對封閉的信用體系，講溫州話的老鄉、熟人，發展出一套完備的地下金融網絡。

　　小型企業、微型企業不能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只能依靠民間借貸。銀行借貸屬于間接融資，國家對間接融資控制得比較死，那么直接金融這一塊能不能放呢？現在直接金融控制也很死，直接融資比例很低。直接融資主要是股票和債券，現在新增貸款在宏觀調控的情況下它還是占到60%多，接近70%，正常情況下占到80%以上。浙江前年的間接融資占到92%，直接融資占8%，現在已經到12%左右。

　　金融改革的方向

　　面對這么一個情況，金融改革的方向何在？90年代關于金融改革就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產權改革優先，一個是市場改革優先。國有金融企業是產權不明晰，國家的錢大家不心疼，所以要改制。改制就是讓它上市，引入戰略投資者，變成現代公司。這是一種主張。第二種主張包括本人在內，認為應該是市場改革優先，現在我們的兩個市場不匹配，金融應該放。后來這些年是產權改革的思路占了上風，所以我們將國有銀行上市、改制，現在的銀行確實比過去有改進。但是你要解決問題，不能只靠產權改革，一定要放開市場準入。現在企業是微利、銀行是暴利，一放開的話，壟斷利潤自然而然就會攤薄，所以應該放松金融管制、推進金融改革，讓民間資本可以合法、通暢地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增加對小微企業資本需求的有效供給。這已經寫進了中央文件，新非公36條，放開金融行業，甚至軍工等重要行業，允許民間資本進入。文件這么寫，但是實際的管控非常之嚴，連辦一個村鎮銀行都要一個大銀行作為最大的股東。

　　比較成熟的金融體系，跟實體經濟都有良好的，而且是符合各自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內生的銜接體系。比如像德國三大銀行體系，一個是商業銀行體系，一個是城市里的國民銀行體系，一個是農村里的合作銀行體系，這三大體系各自定位很清楚。我們幾大銀行的實力最強，對中小企業沒有內在的積極性進行融資，現在我們是強行命令它成立中小企業服務部，他們在會上都講得很好，我們怎樣積極、認真、有效地為中小企業服務。本來中小企業應該是由當地小銀行支持，大銀行的定位本來是不需要做這件事，自然分工應該是這樣的結果。可是小銀行沒有辦法支持，錢都在大銀行那里，國家不得不讓大銀行支持。讓大銀行做這些事，本身就是錯位，應該放開管制。

　　金融機構應該多樣化、多元化，這樣就跟經濟體系對稱。直接融資渠道要拓寬，間接融資這一塊你覺得辦銀行太多了會有風險，那么直接融資放開也可以。有一句話，現在的銀行比廁所還多，但是這些銀行是分支機構，不是獨立的銀行，大銀行的審批制度嚴，給小企業、民營企業貸一點款，手續上還是很繁瑣的。現在溫州有些企業已經習慣了私人借貸，不愿意去找銀行，覺得手續太繁，時間上要救急也來不及。除了銀行體系的改革之外，直接融資渠道要拓寬。另外現在民間借貸活躍，與其地下搞，還不如公開化。前年開始我們浙大組織了團隊，到溫州地區進行調查，溫州一些縣市也很有積極性，我們寫了一個建議，認為整個金融體制改革是中央說了算，地方上沒有什么辦法，現在能夠做的就是把地下金融公開化，干脆搭一個平臺，搞民間投資服務中心或者是民間金融服務中心，政府不要太多管，讓他們借貸雙方自由交易。你搞一個場地，頂多登記一下，提供服務。當然了，利率還是要按照國家的政策，同時將公證、律師等中介機構放在那里。至少有兩個好處，第一了解信息。對地下金融活動，政府現在至少知道的比過去多了，慢慢有吸引力了，大家都會到這里來，也解決了供求信息問題。第二是解決權益保障問題，有苗頭可以早發現，而且相互借貸有隱患的問題，甚至是惡性、惡意的借款事件、集資事件，也可以早一點預防，至少是少出人命吧。同時作為當事人來說，也有好處，以前他要借貸只能在熟人的圈子里，現在就可以突破熟人限制，在交易平臺、交易中心找到更多的需求或者是供給。這是我們的建議，最近要付諸實踐了。臺灣過去地下金融很活躍，金融管制很嚴，后來放開，情況就好多了。

　　金融開放的風險

　　現在不敢放開市場準入，主要是擔心亂，擔心金融安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全世界的金融危機，這兩次危機中中國都是昂然挺立、安然渡過，我們靠的是什么呢？實際上靠的就是我們有一道防火墻，我的金融還是管制的，我的金融是壟斷的，我的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的，索羅斯的量子基金或者是巴菲特，想來整我們，沒門！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是“因禍得福”，金融改革滯后反而成了件“好事”。

　　但是我們千萬不能抱殘守缺，不能把缺點當寶貝，基于行政管制的金融安全成本非常昂貴，如前所述，是以犧牲金融配置效率為代價，難以持續，改革是大勢所趨。更可況，強化管制就沒有風險了嗎？溫州的實例表明，風險照樣存在，甚至跑路跳樓，人命關天。

　　擔心金融風險，可以理解，問題是到底風險在哪里？風險還是在于你的制度設計，管理規則、管理流程，還有管理的人力資本。全世界提供了這樣的例證，金融高度開放和金融高度安全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這個例子就在德國。德國戰后在50年代也出現了經濟奇跡，跟中國一樣。二戰后至今，德國沒有發生過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沖擊這么大，歐洲搞成這樣，但是德國頂住了，率先復蘇。

　　歐債危機現在這么嚴重，德國還是中流砥柱，和法國兩個一起死扛著。德國的金融體系是非常開放的。德國兩大特點，首先就是德國央行是全世界獨立性最強的，德國央行獨立于政府，政府不能對央行發號施令，完全由央行自己決定。有兩次總理和央行行長發生矛盾，吵架，最后都是以總理失敗而告終。央行的貨幣政策一直是非常穩健，它就是四個字：“保衛馬克，”當然現在不是馬克，而是歐元了。同時德國的商業銀行也很有特點，辦銀行就像辦工廠一樣，愿意辦就可以辦，完全放開。而且銀行業務沒有限制，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混業經營，投資、儲蓄、保險等等。這么一個復雜的混業經營體系，能正常有效運轉，靠的是法律保障和有效監管，全球金融有兩個典型模式，一個是全能銀行體系，以德國為代表。還有就是專業銀行體系，以美國為代表，專業化分工。兩個銀行體系一直在競爭，現在看來是德國占了上風，美國搞成這個模樣了，現在美國人都去占領華爾街了。

　　當然，金融開放一定要以宏觀金融穩定為前提，德國也是因為宏觀金融穩定才能夠這樣去做。但至少是有這樣的成功案例，有這樣可供我們借鑒、研究的經驗，證明這不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往這個方向努力，去創造條件。

　　民營經濟的轉型發展

　　民營經濟如何突圍，這是另外一個大課題，估計其他學者也講過。我結合金融來說說。民營企業到底應該如何轉型、如何創新、如何更加穩健地發展，實際上溫州案例也給我們提出了警示。一方面要改善宏觀環境，推進金融改革和政策創新，另一方面要提高民營經濟素質，提高轉型發展能力，煉好內功。對這些跑路的老板我們也做了分析，發現真正搞實業導致資金鏈斷裂的并不多，資金出現問題是多方面的因素。大部分都介入了高利貸借貸活動，要么是借了人家的高利貸，要么自己放高利貸。有1/3以上是過度盲目擴張。這兩三百家企業中，仔細分析還可以發現真正的小微企業并不多，小型企業、微型企業目前運行的各種指標都比較好。值得注意的反倒是中型企業，浙江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大企業只有230多家，按照新口徑，中型企業是4700多家，有20多萬家的小企業，另外還有大量的微型企業。這次出現問題，中型企業占的比例比較大。中型企業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手里有錢了，膽子大了，心氣也大了，盲目投資。另外還有推波助瀾的，就是各地都在搞扶優扶強，銀行是嫌貧愛富，我們政府是好大嫌小，對小企業不放在眼里。我對扶優扶強政策一直都有批評，我們號召不要傍大款，但是地方政府往往都“傍大款”，來了大企業都特別歡迎，拼命給優惠政策，盲目擴張往往企業自己倒霉。

　　現在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講到經濟形勢，幾乎沒有幾個人認為好的，普遍悲觀。天下大勢誰強誰弱，要搞清楚。現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后，我們新興經濟體，以中國為首，是在崛起的過程，人家是怕我們，對我們圍堵，提出中國威脅論。但是我們居然搞得日子比人家還難過似的，比人家的心情還沮喪，愁眉苦臉，有這個必要嗎？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就是因為我們處于轉型陣痛期，舊的發展模式已經走不下去了，新的目標、新的道路還沒有明確，就像昆蟲化蝶那樣正在拼命掙扎，所以特別“糾結”。

　　當前的困難形勢中也孕育著結構調整的機遇。企業家要少些抱怨，多些思考，少一點焦躁，多一份冷靜，少一些彷徨，早一些決斷。民營經濟突圍的關鍵是要盡早作出轉型升級的產業定位、產品定位、競爭戰略定位，區域定位，做好人才與資本的對接，技術與金融的整合，從技術創新、管理創新中找出路，培育新的核心競爭力。政府則要在體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務、要素供給、競爭規制、市場秩序上作文章，為企業轉型發展創造條件，提供激勵，尤其要改善金融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