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英                        

　　10月1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今年前三季度的經濟運行情況。其中，連續三個季度，GDP(按可比價格計算)呈逐季回落態勢，同比增長分別為9.7%、9.5%和9.1%；CPI呈逐季上升態勢，同比增長分別為5.1%、5.7%和6.3%。

　　今年以來GDP與CPI的走勢，一方面說明，為避免經濟出現硬著陸，宏觀調控政策正有序推進，并未對經濟增長造成過大沖擊；另一方面說明，通脹壓力并未真正緩解，“價格穩定”之于宏觀調控，仍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內的首要任務。

　　最近三個月CPI的走勢從6.5%的高位逐步回落至6.2%、6.1%，可以初步證明今年以來的宏觀調控，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這樣的成效僅是說明，我國通脹增速相對趨穩，但是仍處高位，宏觀經濟的運行并未真正走向穩定。

　　CPI季度大區間的持續上升、月度小區間的相對回落，說明宏觀調控正處于攻堅階段——如果持續適度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通脹則可能進入下行通道，從而回歸到相對合理水平；反之，調整適度從緊的政策方向，相對放開流動性、放松信貸規模控制，則通脹可能在高位持續運行，甚至會被急速拉升，從而導致經濟全面惡化。

　　既要控制通脹，又要保持經濟增長，顯然并不現實。某種程度上，兩者之間是一對矛盾體——“相對較低的通脹水平”和“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長”，都是宏觀經濟所追求的理想狀態。但如果要將通脹水平從高位下拉，宏觀調控政策必須從緊，同期經濟增長就會受挫回落。反之，如果要將經濟增長快速上拉，則宏觀調控政策必須擴張，同期通脹水平往往會惡化高企。

　　這種矛盾在當下似乎益發凸顯，在今年以來相對從緊的宏觀調控下，CPI雖然持續三個季度上升，但在近三個月內卻有序回落。相對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使通脹抑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期經濟增長卻因此付出了代價。在GDP增長持續三個季度下降的趨勢下，中小企業經營、外貿出口、居民消費、固定資產投資等微觀經濟的表現均不容樂觀。

　　就中小企業而言，當前爆發的溫州老板“逃亡潮”，雖事由高利貸直接引發，但仍可視為當前中小企業因信貸收縮產生普遍困境的典型反應。就外貿出口而言，雖然1-8月份，我國出口增長23.6%，但貿易順差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了10%。對居民消費而言，雖然1-8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6.9%，但增速與去年同期相比卻下降逾1個百分點。再者，雖然1-8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5%，比去年同期高出0.2個百分點，但如果去除過去兩年大規模投資的慣性延續，今年額外新增的固定資產投資可能會大大滑落。

　　微觀經濟層面眾多指標不容樂觀，尤其是中小企業倒閉事件頻發，所引發的“經濟惡化”的放大性傳播，極易令人產生“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過頭，必須立即調整宏觀政策方向”的誤解。

　　其實不然。若跳出部分中小企業倒閉帶來的壞情緒，冷靜觀之，我們就不會過于慌亂。因為：一來經濟增長持續下滑的幅度并不大，增速仍在9%以上；二來經濟增長的相對下滑，是抑制高位通脹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三來，鑒于中國經濟在過去兩三年間2008年次貸危機而形成“刺激式”增長，經濟增長適當放緩有其必要性。

　　此外，相較于全球經濟走勢，我國經濟增長相對放緩，亦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自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受美債危機、歐債危機以及日本地震導致核泄漏等世態的持續波及，發達經濟體的進口需求大幅減少，這對作為拉動我國經濟“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而言，必會造成其規模受限或利潤受縮，進而令我國經濟增長相對放緩。其次，發達經濟體面對經濟不景氣、債務高企的局面，必然指望盡快扭轉與新興經濟體的貿易逆差，由此引發的貿易戰、匯率戰在所難免。為避免雙方矛盾過于激化，我國相對減少貿易順差、減緩經濟增速，就具有一定必要性。

　　當然，對經濟發展趨緩的冷靜認知，并非意味著可對中小企業、出口貿易等現實困境置之不理。應在認清當前我國宏觀經濟主次矛盾的前提下，在經濟運行更為系統的層面尋找突破口，而不是過多傾向于應急式的救助。

　　(作者系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