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工資正處在快速增長階段。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可能進一步加劇通脹，形成工資水平和通脹水平的同步拉升，甚至出現物價上升幅度快于工資的增長。因此，在目前仍面臨較強通脹壓力的形勢下，應努力避免工資和通貨膨脹出現螺旋式上升。

　　⊙梁達

　　居民收入增長超過CPI漲幅將成為常態

　　“十一五”期間，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努力實現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大幅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超過CPI增長的速度，收入增長的速度超過CPI的增長。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5年增長82.1%，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9.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2005年增長81.8%，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8.9%。與同期GDP增速相比，經濟年均增速分別快于城鄉居民收入1.5和2.3個百分點。

　　今年上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13.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6%。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同比名義增長11.5%，轉移性收入增長9.9%，經營凈收入增長31.2%，財產性收入增長20.4%。

　　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同比增長20.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3.7%。其中，工資性收入同比名義增長20.1%，家庭經營收入增長21.0%，財產性收入增長7.5%，轉移性收入增長23.2%。

　　從上半年收入與消費物價的增幅看，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同比增幅分別快于居民消費價格2.2和8.3百分點。

　　居民收入增長多為食品漲價所抵消

　　應該肯定的是，近年來城鄉居民在收入增長加快的同時，物價也漲得比較快，尤其是居民剛性消費的食品價格漲得更快。201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每個人增加了766元，扣除物價指數之后的實際增長率達到8.9%，這是多年來罕見的一個高水平。去年居民消費物價總水平同比上漲3.3%，其中大約70%以上漲幅是由于食品價格上漲引起的。

　　因此，農村收入的上漲和農產品價格上漲存在內在聯系。應該看到，農民收入增長最主要的因素是工資性收入的增加，今年上半年農民工資性收入同比增長20.1%，去年各地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這對農民工外出打工就業增長收入顯然有利。通常最低工資水平的上漲也會增加農業用工的成本，從而推動農產品價格的上漲。

　　今年上半年，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1.8%，7月份食品類價格上漲14.8%，影響CPI上漲約4.3個百分點，其中豬肉價格上漲56.7%，影響CPI上漲約1.46個百分點。實際上，居民大部分增加的收入被食品和消費品的高價所抵消，如扣除價格因素，上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6%，比起去年同期7.5%的增速，變化甚微，但今年一至七月份的CPI漲幅達5.5%，遠高于去年2.5%。尤其是食品消費的剛性，蔬菜、豬肉等價格的高漲，使不少居民感覺到收入的增長遠遠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工資的增加難以抵消食品價格暴漲帶來的支出。

　　工資上漲過快已成為部分企業難以承受的負擔

　　今年以來，我國已有18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深圳市達到13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北京市達到13元。據統計今年珠三角工人工資實際上漲逾30%，普工工資漲到近3000元，比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深圳市高出一倍多。這一上漲趨勢使一些企業苦不堪言，表示無法承擔如此迅速上升的勞動力成本。

　　自去年以來，全國出現了較為普遍的工資上漲，中西部地區的工資上漲甚至略快于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的提高無疑使企業雪上加霜，為消化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企業只能通過提高產品價格來轉移和釋放壓力。與此同時，上游企業產品價格的上揚又傳導給中下游企業，中下游企業同樣只能靠提高產品價格來消化成本，從而助推了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循環上揚。隨著“用工荒”、“招工難”現象愈演愈烈，企業只能依靠不斷提高工資及福利待遇來吸引一線員工。

　　近年來，企業人工成本的上升快于原材料成本的上升。據調查數據顯示，原材料在總成本中占比最高，2010年超過了62%，其余依次是銷售、人工和財務成本，占比分別超過13%、12%和4.5%。原材料和人工成本在2008-2010年間呈不斷上升趨勢，原材料成本占比從2009年的63.1%升至2010年的64%，人工成本占比升幅略快于原材料成本占比，從11.1%逐年上升至12.3%。

　　工資水平是由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目前工資漲得比較快，一方面與各地政府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有一定的關系，另一方面也表明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但工資增長過快一方面會增強居民購買力，應對高物價沖擊；另一方面也會相應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如果工資水平繼續快速提高，難免又會進一步增加新的通脹壓力。

　　理性看待工資與物價的聯動性

　　按照新古典主義理論，工資的增長率應等于勞動者的邊際產出增長率和產品價格增長率之和，即工資的增長率應等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和通貨膨脹增長率之和。如果工資增長率大于勞動生產率，容易引發通貨膨脹；如果工資增長率小于勞動生產率，則容易引發通貨緊縮。因此，政府引導的適度工資增長率調整，應該考慮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和通貨膨脹增長率兩個指標。

　　通常而言，工資和物價一般會有螺旋式的互動作用，工資水平提高在較大程度上會推升通脹水平，其傳遞效應如何，主要取決于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力。只要工資上漲的速度基本與人均名義GDP增速基本同步，工資增長對CPI通脹的影響將有限。但不同行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力并不相同，處于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將不得不承受由于人工成本上升而帶來的利潤擠壓，并出現部分企業倒閉。

　　從農民收入看，當農民工薪水平提高一倍時，意味著種地的機會成本上升一倍，意味著農產品漲價成為必然。而當農副產品物價上漲時，勢必又引發城鎮職工的加薪要求，如此形成螺旋式循環。

　　種種跡象表明，目前中國已進入工資較快增長期，該時期可能長達10年。導致工資上漲的因素很多，物價上漲、房價飆升、勞動力供給趨緊和新一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都有可能推高名義工資的水平。尤其是隨著人均GDP超過3000～4000美元，中國制造業工人對休閑等需求上升，成為工資快速上漲的一個主要推動力量。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如果工資增長緩慢，居民消費意愿不足，容易出現高儲蓄與高投資，導致經濟內部結構性失衡。工資總體水平偏低也會使出口成本低，出口增長過快，出現過大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從而導致經濟外部失衡。

　　總之，工資增長有利于解決內需不足與宏觀失衡問題，一方面，工資水平適度上調，居民消費意愿提高，可以緩解消費與投資失衡，從而解決宏觀經濟內部失衡問題；另一方面，工資總體水平適度上調，國內消費需求增長的同時，出口結構得以調整，使進出口趨于平衡，從而解決宏觀經濟外部失衡問題。

　　總體上看，工資增長率的上升短期內可以拉動內部需求，解決宏觀失衡的問題，但同時工資上升會導致成本推升，對一般價格水平以及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將產生重要影響。

　　(作者系本報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