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制造大國”轉變為“制造強國”，中國制造業必須從被“俘獲”與“壓榨”的全球價值鏈中突圍

　　重新塑造國家價值鏈的治理結構，重新調整位于不同區域的中國產業之間的關系結構，為中國制造業升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發展平臺。

　　■經濟學隨筆■劉志彪

　　中國制造業發展方式的轉變，要充分重視企業在全球價值鏈(GVC)中的被“俘獲”與“壓榨”地位以及如何及時突圍等問題。加快構建以內需為基礎的國家價值鏈((National Value Chain，以下簡稱NVC)體系和治理結構，實現在國民消費需求支撐下的、由本土企業作為“鏈主”地位主導下的發展，是新一輪全球化條件下中國與世界經濟“再平衡”機遇中制造業發展方式轉變的最重要的微觀經濟戰略選擇。

　　眾所周知，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其實是對中國過去發展方式的沖擊和考驗，說明中國長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實現高增長的傳統制造業發展方式已經走到盡頭，繼續維持在價值鏈低端和“微笑曲線”底部的出口導向和粗放發展方式，不僅難以持續，而且也會造成各種嚴重的結構“失衡”，尤其是難以糾正中國與世界經濟之間所發生的嚴重不均衡，而且由此導致在可能嚴重阻礙中國人民福祉進一步提升的同時，遭遇到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更加嚴重的抵制。

　　“十二五”時期，中國揚棄過去實施的單一出口導向，轉而選擇擴大內需的戰略，在現實中面臨著一個有重大爭議的兩難選擇：一方面，繼續維持在“GVC底部”進行出口導向的發展方式，具有明顯的不可持續性，因此攀升GVC高端的產業升級就勢在必然；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現在就擺脫主要由跨國公司所主導與控制的GVC分工體系，試圖進行獨立的大規模的產業升級，或者丟掉外需去開發內需，可能并不符合現階段中國制造企業發展的現實基礎，也有可能因為判斷失誤而喪失世界給中國提供的新一輪發展機遇。這個兩難選擇問題表現為中國在與世界“再平衡”的過程中，將面臨嚴峻的“短期增長與長期發展”的矛盾，實質上是發展方式轉型升級的時機把握、路徑選擇和具體政策的協調問題。

　　在發展政策選擇的研究中，我們注意到了這樣一種重要的現象：那些融入GVC底部的后進經濟體，很難在發達國家主導的GVC下實現價值鏈攀升和產業升級；相反，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來卻轉型為構建根植于NVC體系的后進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卻比較順利地出現了以價值鏈攀升為特征的產業升級，形成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在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是亞洲四小龍的國際品牌的創建過程。據此我們認為，在GVC的基礎上構建相對獨立的NVC，可能是后進國家破解“增長與升級”兩難選擇問題在微觀層面上的突破口，也可能是實現以價值鏈攀升為特征的產業升級并最終取得國際競爭優勢的必要路徑。

　　從“制造大國”轉變為“制造強國”，中國必須在微觀層面上高度重視從被“俘獲”的GVC中突圍的戰略問題。在融入GVC的基礎上，中國尤其要重視重新構建基于內需的NVC的戰略問題，也就是要把依賴于別人的“外圍”關系改造為以我為“中心”的控制關系，由在GVC中的“承包、接包”關系變成“發包”關系，由“低端”關系變成“高端”地位，由“打工者”的關系變成“老板”的關系，由“制造”變成“創造”。顯然，這是一場關系到中國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革命性變革。

　　重新構造基于內需和現代產業體系的NVC，并不意味著我們提倡實施計劃經濟時期的封閉戰略，也不是要走什么出口導向逆變為進口替代的老路，而是要基于內需，重新整合中國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產業關聯和循環體系，重新塑造國家價值鏈的治理結構，重新調整位于不同區域的中國產業之間的關系結構，為中國制造業升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發展平臺。在融入GVC的基礎上重新構建NVC戰略，不是要放棄已有的國際市場需求和份額，而是要由依賴國外市場轉化為以國內外市場并重的協調發展道路。

　　NVC基于國內市場需求發育而成，由本國企業掌握產品價值鏈的核心環節，在本國市場獲得品牌和銷售終端渠道以及自主研發創新能力的產品鏈高端競爭力，然后進入區域或全球市場的價值鏈分工生產體系。

　　在出口導向型發展轉向依托于內需的發展方式下，NVC的構建對中國制造企業的轉型升級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性含義。在現實中，中國制造企業仍然“熱衷”于融入GVC的出口導向發展，而對構建基于本國市場的NVC持觀望和謹慎的態度。其中的原因，可能與收入分配的結構、制度因素和地方政府的行為等變量之間有密切的關系。為此，我們建議采取如下政策措施。

　　第一，努力培育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支持本國企業在國內市場實現轉型升級。依托本國中等收入階層的文化和市場，培育本國的世界品牌，是世界品牌在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初始階段的基本特征。現階段中國持續擴大的收入差距和“啞鈴型”的需求結構，難以對品牌形成規模龐大的需求空間，在這種市場環境中無法培養出NVC中的關鍵環節的領導型企業。更為重要的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本國市場中有限的高端需求市場，面臨外資企業或跨國公司高質量、高性能品牌產品的競爭替代。在這種情形下，企業就會喪失依托本國市場來培育NVC中的領導型企業的空間，從而使得中國企業構建完整NVC的內在動力缺失，轉而選擇低成本競爭的出口戰略就成為其最優理性行為。

　　第二，要千方百計地降低本國企業構建NVC的制度成本。由于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普遍缺位，相對于國內市場銷售，出口國外市場具有預付貨款、付款及時、設備供應、學習效應、批量大且市場穩定等優勢，這就激勵了企業轉向選擇國外市場。另外，在國內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或執行機制缺位的制度環境下，大量同行企業采用挖關鍵技術人員或者“逆向工程”的模仿與復制行為，以低價格甚至惡性“殺價”方式與研發企業進行競爭。這兩個方面的制度因素已成為阻礙中國企業構建NVC以及由GVC向NVC轉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規范地方政府競爭行為的導向。地方政府以GDP增長作為“政績晉升”的競爭手段，直接形成區域市場的進入壁壘，提高了市場整合成本，嚴重阻礙了中國制造企業利用本國市場空間來構建NVC的發展進程。還有，各地區的地方政府出于對政績的考慮，對招商引資的外資或本國企業實施各種“隱形”補貼，人為扭曲了企業的生產要素投入成本差異與投入比例。這些政府行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國制造企業憑借貼牌代工方式的出口成本，也就擠壓了中國制造企業構建NVC的激勵空間。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勞動力的稟賦優勢在相當長時期內還會存在，發展加工貿易、大力推進各種形式的國際外包(例如服務外包)，仍然是我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的、具體的、必須長期堅持的政策內容。因此，如何取得NVC和GVC的平衡和協調發展，有待于我們今后對之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作者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南京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