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徐永 上海報道

　　針對近期市場傳出央行考慮建立外匯平準基金，用來干預外匯市場，改變現有外匯儲備增長與基礎貨幣被動投放間聯動關系的說法，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央行前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余永定(專欄)26日在上海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兩者聯動關系很難打破”。

　　“要想打破，除非雙順差局面改變，或者外匯市場自動找到平衡匯率，(以至于)央行不需要干預外匯市場，但目前來看很難。”余永定說。

　　而對于由此帶來的通脹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吳敬璉(專欄)在同一場合提出，通脹在出口導向模式下會惡性循環，最根本的解決方式是改革經濟發展方式。

　　被動投放難改

　　我國出口導向政策模式中，雙順差導致了外儲的快速增長，到2011年3月末，我國外儲余額為30447億美元，同比增長24.4%。

　　而在強制結售匯制度下，央行為避免匯率的劇烈波動，采用發行基礎貨幣的方式來購買商業銀行持有的外匯頭寸，這導致基礎貨幣的被動投放，經濟環境通脹壓力巨大。

　　而且央行為對沖被動投放過多的問題，持續地用央行票據對沖，加大了付息成本。操作中，受制于外匯占款因素的對沖操作，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效果一直備受爭議。

　　學界關于割斷這種外儲增長導致貨幣超發、“匯率綁架利率”的制度多有議論。今年來，就陸續有人行系統的官員發文呼吁改革：包括改變現有強制結售匯制度，改變銀行結售匯制度為外匯市場交易制度，由供求雙方在外匯市場上進行有管理的交易等。

　　同時，市場也傳出央行準備建立外匯平準基金的消息。即，當外匯市場供求發生較大變化、匯率出現大幅動蕩時，央行運用該基金在匯市上買賣外匯來調節供求，使匯率在目標范圍內波動。

　　余永定認為，若要改變外儲增加過快的狀況，一是改變現有雙順差局面，或者貿易順差和資本順差間能自動調節，綜合起來沒有國際收支的順差；另外，即使有雙順差，匯率也能夠自由浮動自動調節，不需要央行出面用基礎貨幣干預。

　　但目前，這兩種情況都并未實現。而且企業、居民和金融機構都因為趨利動機，在人民幣升值情況下不愿意持有外匯，只有央行來對沖。

　　至于就此引發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問題，余永定認為貨幣政策獨立性主要有兩個依據，資本管制非常有效，或者在資本管制無效情況下，匯率能自由浮動。比如香港，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盯住美元，就很難談獨立的貨幣政策。

　　余永定對現有機制下打破這種聯動關系表示不樂觀。至于近期外界關于外儲保值增值的討論，他表示，比如購買歐洲國債，“單獨購買某一歐洲國家的國債是危險的，可購買歐洲金融穩定基金的債券，這是對歐洲的支持，我國的風險也會相對減少。”

　　改變通脹的長期化途徑

　　外匯占款與基礎貨幣投放聯動暫難打破的環境下，國內通貨膨脹壓力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吳敬璉認為，通脹、房地產泡沫、環境污染等都是目前經濟轉型中會遇到的問題，在出口導向模式下會惡性循環，最根本的解決方式，是改革經濟發展方式。

　　余永定：基礎貨幣被動投放不易打破

　　當前經濟的惡性循環，一是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造成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過去通脹通常都是由于投資過度擴張造成，另外內需不足，然后就用外需，外需很成功，結果外匯存底大量增加就帶來了貨幣超發。

　　他指出，“三駕馬車”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但目前似乎是用短期政策來解決長期的根本問題，這是他這幾年一直覺得不對的一個問題。

　　吳敬璉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內容是：從投資驅動型增長轉向基于生產率提高的增長。產業結構方面來說，要從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需求結構要從靠外需彌補內需不足轉向以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為主。

　　主要途徑是，第一要加快城市化，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實現農民到市民的轉化。第二是制造業的服務化，第三個方面是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此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