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洪溥 

　　財政部4月15日公布的最新公共財政收支情況顯示，今年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累計26125.74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498.67億元，增長33.1%。分月份看，繼1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32.8%、2月份同比增長41.5%之后，3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26.7%，達到7631.35億元。在同一天，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初步測算數據顯示，一季度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9631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9.7%，環比增長2.1%。一眼望去，財政收入增速仍大大快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速。

　　應該說，對其中的問題，從上至下、政學兩界聲情并茂的討論已俯拾皆是。最典型的議論是個比喻，說GDP好像就是一盤菜，按照收入法衡量，政府多拿點，民眾就要相應少拿點，羊毛畢竟還是出在羊身上。如今，財政收入仍繼續大漲，增速絲毫不減，現狀已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檢視這一問題。畢竟，這一現象存在既久，且在“十二五”開局之年仍準時出現，就更值得深思。

　　一是中央和地方收入增速持續快過居民收入，稅賦成為政府增收所仰仗的主要手段，這無疑加大了財稅改革難度。其中，按照季度口徑看，在今年一季度，中央本級收入3532.68億元，同比增長21.8%；地方本級收入4098.67億元，同比增長31.3%。兩個增速都遠快于GDP增長，也和多數地方的民眾收入增幅表現出嚴重的不匹配。

　　究其原因，一季度財政收入增幅較高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帶動稅收增長。其中，增值稅、營業稅、進口環節稅收等較快增長，又做出了主要的貢獻。由此可見，稅賦仍是推升政府收入的首要動力。而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分野接近十個百分點，略可旁證地方政府斂財手段之強悍。在此基礎上，若非上下都轉換思路、一心要給自己荷包縮水，否則財稅改革將幾乎無解。而維持沉重的稅負，長遠看勢必會嚴重地妨害我國經濟活力。更糟糕的是，由此還將引致越來越多、或明或暗的偷漏稅行為，令公眾誤以為經商都難免要偷漏稅，乃至將守法納稅的當作孱頭或孬種。良善因苛稅而稀缺，可能令社會經濟領域發生道德崩盤，要給企業家們輸上幾滴“道德的血液”更加難乎其難。

　　二是政府增收之下卻未必伴隨增支，可能導致行政成本虛耗公眾財富，并將增加社會管理難度。從數據看，3月份的全國財政支出是7570億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646.05億元，增長27.8%。其中，中央本級支出1282.36億元，同比增長17.7%；地方財政支出6287.64億元，同比增長30.1%。增收幅度都大于增支幅度，無論原因為何，總讓人覺得不太舒服，似乎政府很在意兜里的錢保持凈增態勢。

　　特別是，由于各級政府還沒有公布足夠精細的財政支出的習慣，那么，幾宗負面報道就可能使民眾的信任感崩盤。而且，多出來的收入不僅去向不夠明晰，而且可能轉化為更高昂的行政成本，使得體制內部喪失“獎勤罰懶”的基本治理機制。轉個思路來看，一方面是社群所得的轉移支付增加得不夠，存在明顯的欠賬或虧空；另一方面是政府管理效率缺乏有效的提升激勵，兩相對應將令社會和諧難度進一步上升，社會管理難度進一步加大。

　　三是在財稅改革難有松動，社會管理難度加大的情況下，已有口頭共識的社會經濟轉型可能性將變得更渺茫。必須看到，我國經濟領域的轉型成本是非常高昂的，有關產業要完成脫胎換骨的轉變，成本不能由企業家完全包攬，政府也應出臺引導性的政策以形成激勵相容的大環境。如果只是停留在文件勉勵、報告督促，卻對稅負不減分毫，仍要企業早日完成技術升級、產品換代，則無異于開具“空頭支票”，無法彰顯政府誠信。沒有經濟轉型，也就談不上整個社會結構的轉型。以社會轉型的核心城市化而論，要讓更多的農村勞動力擺脫土地束縛，進入社會化大生產循環，在產業層次變遷中實現微觀個體的社會階層躍遷，最終優化社會成員結構，根本離不開整個經濟體系的效率提升。無法做大蛋糕，當然無法滿足更多的人分蛋糕，更不能保證在一次次重新切分后，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得到更多的蛋糕……可見，在此情境下，社會經濟的全面轉型要實現實質性啟動有多么困難。

　　一言以蔽之，我們當然都相信政府為提供公共品有必要保有一定的財政資源，并且，為了提供更多公共品，也需要財政資源總量同步提升。但根本問題在于，在支出有欠透明的情況下，政府如何讓公眾相信，增幅如此之大的財政收入確乎都被有效地運用到了增加社群福祉的目的上，并且實質性地推動了社會管理水平提升和經濟轉型進程。只要這一問題得不到清晰的解釋，那么勢必是財政收入越增加，相關的懷疑聲浪就越高漲，乃至出現一些并不一定符合現實的非議。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