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靖云 實習生 謝原婷

　　中國模式應走向大眾市場經濟

　　時代周報：近幾年來，對中國這三十多年的發展模式的探討很多，特別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中國模式的論述。你作為社會學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論述，你怎么看中國模式？

　　丁學良：我認為中國模式是一個政治經濟學概念。討論中國模式、不能局限在經濟發展的政策層面，發展戰略選擇方面。要從國家政權、國民經濟、民間社會三大塊如何連接這個層面上來思考，全面考察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政界與工商界的互動，國家政權與社會民眾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中國模式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行政政治權威高度主導，是其顯著的特點。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給一個定義的話，可以概括為小眾市場經濟。雖然在整個過程中，中國的國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人口中小部分享有新創造財富的一大部分，私人財富越來越集中，這其實就是小眾市場經濟的典型特征。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09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7，實際上不少資深的社會經濟學者認為實際的基尼系數更高，有可能已經達到了0.5。應該說這種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節點，亟須更新換代，要走向大眾市場經濟，要讓市場經濟的致富效應覆蓋更廣大的民眾，讓更多的普通人享有發財的，遞增民間的消費能力。

　　時代周報：那么我們要如何走向大眾市場經濟，其中的阻礙又有哪些呢？

　　丁學良：應進一步在人力資本領域和創造就業機會領域加大舉措，發掘原先被壓抑的潛能。讓更多的普通大眾進入拓展運用資本和創造更多的資本的公平合理門路，這兩大塊是必不可少的跳板。但要想成功地將現有的發展模式更新換代，我們就必然要面對很多的深層次阻礙，其中最大的障礙就是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但不應簡單地看這個問題，而應該更中立地考察。其實我們經常提到的行業和部門利益等，都屬于特殊利益集團問題。新政治經濟學早就指出，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足夠的長時間的政治穩定，就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也會逐步地學會如何影響該國的公共政策。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國都很普遍。中國最近30年來是政治上最穩定的階段，特殊利益集團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中國政治機制已經制度化，重大政治活動都已經定期化。每到這些時候，民眾都有很大期待，媒體也討論會有什么重大的舉措出臺。但很多時候這種期待都不能得到滿足。這種情況就顯示了利益集團的影響力，因為具體政策涉及各方面的特殊利益，因為有利益集團的阻力，政策出臺較難，也無法滿足全民的期待。其實特殊利益集團的出現并不是大問題。但因為特殊利益集團的活動會給具體的公共政策造成負面效果，而成本是要全社會特別是弱勢群體擔負，所以重要的是如何制約利益集團。中國當前的問題是對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約束不力，目前也沒有特別好的手段。但當前中國已經加入了全球化，全面參與國際競爭，一般而言國際的競爭一般會壓縮國內特殊利益集團干涉公共政策和發展戰略的空間。所以我以為當前中國制約利益集團的路徑，除了推動國內各項改革之外，切實地推動中國進入更多方面的國際競爭是比較現實的選擇。

　　創新能力是進一步發展的關鍵

　　時代周報：最近很多中國經濟學家都談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這個和你談到的走向大眾市場經濟有較為一致的地方。比較有意思的是，一些經濟學家都提到了維持高的社會流動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你作為社會學家怎么看？

　　丁學良：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維持高社會流動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更關心的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要素。首先就是如何在法律上、制度上的鼓勵或保障創新。因為從低級收入段起步的話，經驗上能通行的做法就是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死。一旦走過這個階段之后，一般都不會繼續這條路徑了。下一步財富增長最重要的途徑應該是高附加值的勞動，而高附加值的勞動都是跟創新相關的。當然我們一提到創新，人們馬上就想到高科技，高科技當然是創新，但還有其他形式的創新。對今天中國而言，要重視 social networking，也就是社會網絡的創新，這已成為財富增長一個重要的支撐。其本身的技術也許并不是那么關鍵，關鍵的是社會的法律和制度要提供保護和支持。

　　FaceBook就是一個典型social networking。networking 是一種新的形式創新，會更為普及和廣泛，調查顯示，在教育水平較高的地區，很多簡單的東西通過networking附加了經濟效應或社會效應。高附加值勞動還包括creative idea，也就是創意產業，如電影、音樂、動漫、設計產業。還有金融、法律、醫療、教育這些廣義服務性的產業也是高附加值勞動集中的行業。要邁過中等收入陷阱，就要給這類高附加值的勞動提供良好的軟件和硬件的支持。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在制造硬件方面是有效的，但在培育和發展軟件性方面是滯后的，這是需要注意的。

　　在這個框架之下，如何維持社會流動就比較容易了。social networking本身就是要幫助人到處流動，流動的人才能把social networking做得很好。過去30年來進城的農民工，是中國社會流動的主要方式，屬于勞動力的再配置。目前這種資源再配置的邊際效益已經開始遞減了，所以必須要重視創新，保護和培養勞動者的創新能力。創新有著一種蔓延性效果，這種蔓延性效果的意義在于你無法預估其應用范圍和收益，而每天都可能給你驚喜。

　　時代周報：你所提到的這些，其實都是在談如何加強社會的自主創新能力，也都是當前中國政府非常關心的。當前中國政府專門提出了加強社會建設的施政內容，你對此有什么建議？

　　丁學良：所謂社會建設，就是要建立良性的社會管理系統。而良性的社會管理系統主要有三個支柱。第一個支柱是良法。依法管理，所用的法必須是良法。法的良性，就是能夠體現公平，對社會相對來說最弱的個人或群體，能夠給他們的正當利益提供保護和支持，對所有濫用權力的個人或團體能夠進行有效的制衡或制裁。第二大支柱就是包括教育在內的社會軟要素，道德、文化、倫理等要能發揮作用。正面價值觀念應該廣泛地傳播，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成為人們內在化、自覺的行為。第三個支柱就是這個社會要有越來越多的在憲法和法律保障下的公民的自主行為。社會管理，從定義上來講就不純粹是政府自上而下，還包括自下而上、社會的自我管理，共三個層面。很大程度是依靠公民們的自我組織來實現好社會的良性運轉，同時憲法和法律必須要給予穩定的保障。2003年香港發生SARS,是香港開埠160多年第二次大的疫病災害。 當時香港有自上而下的政府行為，也有自下而上的社會自發行為，普通民眾對政府的應急措施及時進行監督和推進，香港很快就度過危機。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良性的社會管理的運作案例。一個社會如果沒有自主的團體和機構來運轉組織，很難形成良性的社會管理系統。

　　改革方向不應動搖

　　時代周報：談到創新就必須要談到如何提升中國的人力資本問題，也就是教育問題，你長期關注中國的教育改革，而且親自參與了南科大的創建，在這方面你有什么具體的感觸嗎？

　　丁學良：這個問題首先還是個如何開展教育改革的問題。我以為對當前中國教育改革而言，不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還是初等教育改革，只要是教育改革就應當吸收當年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就是不能坐著等改革。中國的經濟改革，在一開始最重要的起步階段是自下而上的，是來自于社會普通人的創新。那中國的教育改革也必須是這樣，目前南科大的改革在起步階段就是自下而上的，它是順應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尤其深圳這樣的經濟特區、大都市，這是依據它社會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

　　只要允許這種自下而上的改革不斷出現，就會出現越來越多可供參照的經驗。中國這么巨大的國家里面，沒有任何一個領域的進步和發展，可以通過被動改革的方式來實現。中國的情況太復雜了，只有允許基層有創新的做法，才能產生正面、良性的影響。一個好的模式、理念能不能在中國的土壤里生根下來，只有通過這個過程才能檢驗出來，從而產生新的、更好的做法。

　　時代周報：你曾經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成績是中國走入了世界發展的主流之中，但一些學者質疑中國之前的發展方向，提出應該另尋他途，對此你怎么看？

　　丁學良：中國之所以能進入世界發展主流，一方面是基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教訓，也是因為有鄧小平這樣遠見的領導人才能頂住各種反對意見，走出一條路來。比較奇怪的是對中國融入世界主流發展趨勢不滿的人，很多都是在這一進程中獲利的人，這既荒唐也具諷刺意味的。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經脫離過世界發展的主流趨勢，其結果如何我們都很清楚。所以對發出這種議論的人而言，最好的辦法就是請他們到那些自我封閉，與世界發展的潮流背道而馳的國家去生活幾年。中國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成就，但是遠遠沒有到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潮流的地步。除了經濟發展方面不能脫離主流以外，中國還應更多方面來參與世界發展的主流，在防止全球變暖、環境保護等方面為世界多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