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4月14日，金磚國家第三次領導人峰會在中國三亞開幕。此屆峰會將吸收南非為新成員，擴大了金磚國家峰會的洲際代表性，峰會也計劃討論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波動以及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通脹與匯率壓力，因此，此屆峰會頗受國際關注。

　　作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迅速崛起的一個新興國家合作機制，金磚國家峰會全球影響力日益增長，因為峰會為新興經濟體提供了凝聚共識和開放合作的溝通平臺。應該說，近年來的G20峰會、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等，金磚國家都彰顯出了其獨特的國際影響力。

　　金磚國家峰會能獲得不同地域、文化和政經體系等國家的認同，根源于金磚諸國普遍認為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既為當前全球金融危機與動蕩的源頭，又使本國置身于巨大的風險隱患之中。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幾乎每一屆峰會國際貨幣改革議題都為中心議題之緣由。

　　與G8內含利益協調和爭端協調機制等流程不同，松散的金磚國家峰會具有事件驅動型特征。這使得國際社會重視和傾聽金磚國家訴求的同時，擔憂金磚國家峰會能否形成持續的影響力和生命力。畢竟，任何國家間的組織若要維系其長期的影響力，首先需建構一個有效的戰略集體決策框架，即至少應在內部形成使成員國感到可信的利益爭端協調機制，并借此產生符合成員國利益的共同認同的信息釋義系統，以形成共同的利益和價值最大化訴求，從而向國際社會發出具有可信允諾的利益主張。

　　當前金磚成員國對峰會的定義并未形成有效共識。巴西和印度目前主要把峰會權作為在G20峰會等國際博弈中增強自身議價能力的交流平臺；俄羅斯等則更寄希望于峰會成為類似于G8和經合組織，旨在參與全球治理的組織；新加入的南非目前所傳遞出來的信息則是希望通過加入金磚國家峰會而捕捉商業貿易機會。

　　事實上，目前金磚國家峰會也缺乏建構利益爭端協調機制的客觀基礎。金磚國家峰會的成員國間大都屬于儲蓄出口型(貿易順差)經濟體，其經濟發展模式主要以外向型為主。如中國是制造業出口順差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等屬于資源出口型經濟體。這本身意味著作為原材料供給國巴西等，與原材料進口國中國等，在國際大宗商品的定價上確實存在復雜的利益協調問題。如是次三亞峰會，中國希望金磚五國能在大宗商品價格上加強協調和相互配合，但其他國家則借口價格波動無法控制而并不愿過多涉入。顯然，我們很難指望在金磚國家峰會上就雙邊或多邊貿易等問題上形成具有可信允諾的利益爭端協調機制。

　　而多數金磚國家的最終消費市場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消費驅動型國家，使金磚國家很難擺脫美國等消費市場而形成經濟增長上的獨立運作。與美國等發達市場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系，使金磚國家既是當前全球經濟金融市場的受益者，也是風險的主要承擔者之一，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磚國家在呼吁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上的可信允諾。畢竟，為規避美元貶值風險，雖然金磚國家間可通過發展本幣結算而從形式上避免持有美元資產，但金磚國家間的雙邊或多邊貿易依然難以擺脫美元對其貿易的影子定價，除非金磚國家回到金本位或金匯兌本位制，確定各自貨幣的匯率水平。

　　由此可見，當前金磚國家內部錯綜復雜的利益訴求，尚難產生一個能有效協調各方利益訴求的爭端協調機制，從而形成一個類似于G8和經合組織的國際組織。但金磚國家峰會為新興經濟體構建的合作溝通平臺，則為新興經濟體在G20等組織中提高議價能力和話語權提供了便利和支持。我們認為，以此定位將更有助于金磚國家峰會綻放持續的國際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