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賈康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中的一系列現實問題都與民生息息相關。從短期到中長期，中國協調發展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和挑戰是多層次多角度的。我試圖歸納幾條，雖然在邏輯上不一定排列得十分清楚，但這些問題都是不可回避的，涉及長期保增長與惠民生的結合，事關如何落實可持續發展、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問題。

　　第一，很多人熱議的“匯率陷阱”問題。這包含兩個角度，一是美國式貨幣強權，頻頻施壓，要讓人民幣快速升值。這肯定是不行的，已有日本的前車之鑒。但同時，堅持獨立匯率政策是不是就可以簡單理解為維持現狀？這也是不可行的。因為我們清楚地意識到人民幣要在中國和平發展過程中逐步爭取加入世界硬通貨俱樂部，這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崛起必然的選擇。人民幣國際化大致要經過人民幣周邊化、區域化、國際化三大階段。從目前的周邊化往前走，最后要走到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可自由兌換和較充分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只有如此，才可能最終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才真正可使人民幣最終加入世界硬通貨俱樂部并形成我們可得的“鑄幣稅”。所以，在堅持自主的同時，還需把握好正確的匯率機制演進策略。

　　第二，被人越來越多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民生福利的改進往往滯后于較普遍的期待，公民意識、納稅人意識的增長，又帶來越來越強烈的公眾知情、參與、監督的訴求。因此，中國應該提防南美出現過的“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教訓。我們必須注意到：如果沒有整個綜合國力的提升，從而在深層機制轉換方面做出的支撐，以及沒有從結構優化、節能降耗和有效供給方面對活力的充分提升，這種“福利趕超”誤區對我們會有誤導。如果一味講眼前利益而解決福利問題有可能帶來滯脹：一方面工資在增長，物價在推升；另一方面活力和效益跟不上，經濟就會停滯下來。對于這樣一個問題，我覺得學術討論中，應該力求把它推到政策合理組合的理性框架里。

　　第三，環境資源的制約。資源、能源、土地等的稀缺性，在發展中必然凸顯與強化之后，帶來的是資產價格上升、炒作問題，并且越來越嚴重地困擾著我們。最典型的就是房地產市場的問題。我認為當下的房地產調控新政，一定要推進到制度建設框架上。資源的價格、土地的價格、稀缺要素的價格，必然在經濟轉軌中經歷從無價到有價、從低價到高價的演變。在此過程中矛盾重重，新的“價稅財聯動”的改革與制度建設是無可回避的。處理得好則大惠民生。住房保障體系建設方面這兩年有進展，我們政策重點已經推進到了廉租房、公租房，而不是以前側重的所謂“經濟適用房”，但往前走還有很多難題需要協調。

　　第四，“三農”、“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等問題與彌合二元經濟的歷史過程。現在的內部討論中，很多人已經意識到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經濟體和人口大國，已經達到專家預測應有所改變的期限，以后何去何從？我認為應有新的人口政策設計。這個問題的合理解決，必然要與城市化過程和人口老齡化社會到來的挑戰綜合在一起，又迫切需要和彌合二元經濟，以及進一步推進中國工業化、市場化、國際化、高科技化，形成一個內在協調的、能夠長久惠民生的歷史發展潮流。這方面的協調把握相當復雜，管理部門當斷需斷。

　　第五，我國通盤的產業發展戰略還面臨著艱難抉擇。吳敬璉老師幾年前就強調說，要注意去占領“微型曲線”的兩端，要爭取跨越中國的重化工階段而走出中國的發展新路。但迄今我國現實生活中，真正支撐經濟增長出現蓬勃局面的還是重化工。如果說我國還不可能簡單地超越重化工階段，我們是不是還要極力追求少走彎路和超常規、跨越式發展？中央提出過“新型工業化”這個概念，但怎么樣把其操作方案具體化，我個人觀察現在的討論還是非常模糊的。把新興產業提升到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似乎是把產業發展于新興領域的方案進一步清晰化、值得看重的思路。當然，某一新興產業在全國和各地方，應有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選擇，并不是中央規定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任何省級行政區都可以全面鋪開。這方面需要加強探討，避免可能出現的誤區。

　　第六，中央強調的提高兩個比重和社會上熱議的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和比重問題相伴隨的突出問題正是收入差距擴大問題，這又是個非常棘手的難題。和收入差距問題相伴隨的是不公平感。現在社會上為什么對物價這么敏感？其實，重要原因是物價問題已與其他社會矛盾以及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感交織在一起。日漸擴大的不公平感，最后都表現到對物價的關注上。對于收入分配問題，要承認其難度大、牽動感情和既得利益，但又非解決不可。

　　第七，反壟斷和配套改革。現在我們面臨生產要素價格怎樣形成合理機制的新挑戰，而財產價格、資源價格、人力資本價格、資金價格(包括匯率)等，這些方面的改革又必須和新一輪財政體制改革和稅制改革相結合。我們的國資管理體系，需要在現有框架下做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如，我們大家都重視反過度壟斷問題，但做起來難度很大。問題在于如何形成方案，把這些大思路落實。在正面突破不行的情況下，就需尋找其他路徑。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實質性深化改革、繼續“解放生產力”的一個足以最終影響全局的切入點。

　　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經濟增長，但只有使經濟增長中的質量與協調度得到不斷提高，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態文明一道提升，才會可持續地造福人民，才能真正、久遠地惠民生。短期內一些事情，如以政策刺激、擴張措施“保增長”還是比較好做的。而化解既得利益障礙，實質性地調結構、促改革、轉變發展方式，從而在中長期真正“惠民生”，則相當艱難。這樣的難題，正擺在我們面前。保增長與惠民生的結合，一定要深入到體制改革、機制創新的層面，即增加有效制度供給。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是惠民生的綱，其它都是目，綱舉目張。而要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提高增長質量，就一定要：第一，以經濟手段為主調結構節能降耗，升級換代；第二，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促進改革，化解社會矛盾。只有這樣，才能夠落實最高決策層關于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要求。

　　當下的房地產調控新政要推進到制度建設框架上。資源的價格、土地的價格、稀缺要素的價格，必然在經濟轉軌中經歷從無價到有價、從低價到高價的演變。在此過程中矛盾不少，新的“價稅財聯動”的改革與制度建設是無可回避的。

　　保增長與惠民生的結合，要深入到體制改革、機制創新的層面，即增加有效制度供給。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是惠民生的綱，其它都是目，綱舉目張。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提高增長質量，首先應以經濟手段為主調結構、節能降耗、升級換代；其次，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促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