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GDP總量正式超越日本，但中國的人均值還不到日本的1/10，中國人的富裕程度離日本老百姓還有很大的距離。目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剛剛起步，不宜過度強調GDP的規模

　　對外經貿大學公共政策所首席研究員

　　■ 蘇培科

　　日本內閣府2月證實其經濟規模退居世界第三。在日本內閣府發布消息后的短短4個小時內，谷歌搜索引擎查詢到相關報道已超過1萬條。美國廣播公司、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彭博新聞社等多家國際通訊社都對事件做了重點報道，美國《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站甚至為此制作了專題。

　　法新社的報道說，日本壟斷全球第二大經濟體42年的歷史由此宣告終結；《華爾街日報》也表示，這一消息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這次新排名標志著作為全球增長引擎的中國和日本分別開始崛起和衰落；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說，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早在預料之中，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中國經濟規模有望在10年內超過美國，屆時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關于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的消息被境外媒體大肆渲染，聲稱此舉象征著中國的崛起以及全球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的轉移。好在國內的媒體和各界人士相對比較理性，紛紛在這一歷史性的時刻反思中國經濟的各種弊端。這說明中國在逐漸走向成熟，能夠居安思危，而不是自我膨脹。

　　“戴高帽”意味著更多責任

　　可是，西方媒體為何屢屢給中國戴“高帽子”？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為了讓中國在全球經濟再平衡中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如果讓中國為美國的次貸危機和債務消費等造成的全球經濟不平衡買單，中國目前還沒有能力，也似乎沒有義務。但如果呼吁中國減少環境污染、減少碳排放、減少資源掠奪式開發，則有必要，因為中國經濟粗放式發展的模式難以為繼，中國有必要反思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有必要重新審視GDP主義。

　　首先，我們來看一組發人深思的數據。自1978年以來的這30年間，我國被污染的湖泊面積已從最初的135平方公里激增至1.4萬平方公里，湖泊污染面積暴增了103.7倍；而在這30年間中國的GDP增速僅為14倍左右(從1978年GDP總量3624億元算起)。

　　顯然，中國的污染速度和污染指數遠遠超過了GDP的增速，中國平均每年9%以上的GDP增速背后伴隨的是高污染和高消耗。從近些年的環境和氣候變化來看，自然環境在受到人為污染后，水質、空氣不斷惡化，反向加速了自然環境的惡化和“天災”的來臨，從而也對人類的健康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天災除了自然環境的變化外，實際上和我們過度追逐GDP也有關聯，經濟掠奪式的發展，迫使礦產資源、植被、地下水等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導致自然生態環境失衡，從而導致自然災害頻發。顯然，粗放式經營和盲目推動工業化、城市化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迫在眉睫。

　　但是中國經濟結構要朝何處轉？難道僅僅只是將“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消耗型)行業朝相對耗能低、污染低的行業轉？或者是將低附加值行業向高附加值方向轉型？或者是將富士康這樣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從沿海轉移至內陸？顯然不是這樣簡單的轉型。

　　如果目前中國經濟結構是這樣轉型，則很有可能會轉型失敗，因為轉型并非簡單地產業平移，而應該是在抑制“兩高一資”的同時要培育自主創新和新興戰略型行業的崛起，否則“打工經濟”的面貌難以改變。可從目前中國經濟結構升級情形來看，產業梯度轉移似乎勢不可擋，東南沿海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企業和生產線紛紛挪到了欠發達的中西部，行政主導下的經濟結構轉型未必會讓西部各省市找到戰略布局，搞不好會成為下次淘汰和抑制的對象。

　　如果中國經濟的結構升級僅僅只想提高一點生產工藝和生產技術，技術提高后與發達國家競爭時我們升級后的產品究竟有無優勢(之前我們與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競爭)，技術升級后會不會制造出更多新的產能？目前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GDP僅僅是統計學概念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經濟總量并不代表經濟質量，經濟大國并不代表經濟強國，千萬別太把GDP當回事，GDP僅僅只是一個經濟統計學概念。

　　其實，早在1840年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的經濟總量占全世界的33%，當時被譽為日不落帝國的英國GDP僅占全世界的5%；1894年到1895年甲午戰爭時期，中國經濟總量是日本的數十倍，但結果是這個經濟大國卻遭受了百年恥辱，割地賠款、任人宰割。

　　從當時的經濟狀況來看，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很大，但經濟中的主要構成是茶葉、絲綢、瓷器等產品，而當時的歐洲經過了第一次工業技術革命，蒸汽機、堅船利炮和工業品已經成為經濟結構中的主要成分。在當時這樣的結構對比下，中國這個經濟大國遭遇凌辱和搶奪也就不足為奇了。

　　要想避免經濟總量大而不強的歷史重演，中國經濟結構必須堅定不移地轉型，產業結構必須要升級，否則依靠加工貿易和資源輸出為主的“打工經濟體”絕對沒有任何前途。

　　應重視結構性矛盾隱患

　　對于中國GDP總量“全球第二”千萬別沾沾自喜，雖然GDP總量超過了日本，但中國的人均值還不到人家的1/10，中國人的富裕程度離日本老百姓還有很大的距離。中國經濟轉型尚在起步階段，不宜過度強調GDP的規模。

　　其一，以過度投資驅動GDP增長的經濟結構很難持久。目前中國經濟增速中大部分貢獻都是由投資貢獻，而消費和出口的拉動相對較小。在4萬億刺激計劃、房地產降溫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清理之后，依靠什么來拉動投資的快速增長目前也是一個未知數。

　　其二，以房地產為主導產業的中國經濟在高房價面前非常被動，房價的漲跌直接導致中國經濟總量的伸縮，GDP里面顯然有一定水分和泡沫存在，可一旦泡沫被擠掉，也將面臨宏觀經濟震蕩的隱患。同時高房價會成為阻礙啟動內需的關鍵，因為高房價的支出直接抑制了老百姓的其他消費行為，對其他消費品會產生“擠出效應”。

　　我們知道，高房價肯定會使“未買房而欲買房”的人群選擇“更多地儲蓄”而壓縮其他消費；高房價也肯定會使“已按揭買房”的人群省吃儉用還房貸，其消費行為也自然會被長期抑制。另外，有些剛畢業就買房的“啃老族”，還搭進了父母、親戚的養老錢，這樣不但影響了他們自身的消費，還影響到了整個家庭、家族的消費。顯然，要啟動內需就不能讓“高房價”持續下去。換言之，如果能實現居者有其屋，充分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住房要求，那么，即便投資或投機市場上房價高得再離譜，相信也不會遭到太多的詬病，

　　其三，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經濟要從外需轉向內需，也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啟動內需除了要實現“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外，還應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改革收入分配體制，只有讓老百姓有余力而無后顧之憂去消費時，中國的內需才能真正有效地啟動，中國經濟結構也才會趨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