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

　　我們不僅要解決短期問題，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政策來贏得時間，抓緊解決長期發展與增長問題。當前，由于阻礙改革的利益集團已經固化，改革需要做很多努力。“十二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的動力來自改革，“由政府來主持建立新的體制”。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文麗 徐淑君

　　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目前面臨緊不得、松不得的“兩難”困境。

　　中國人民銀行自2月24日起將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上調50個基點。此次上調后，大型銀行和中小型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將分別達到19.5%和17.5%。央行仍認為通脹風險在加大并有意繼續收緊政策。

　　“中國采取緊縮政策后，要謹防經濟下滑的風險，并且防止‘半拉子工程’的大量出現。”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專訪時說，要避免貨幣超發和資產負債表再杠桿化問題再次突出，與此同時，宏觀經濟政策也松不得。

　　吳敬璉認為，“十二五”期間，解決“兩難”困境的辦法是通過改革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從“九五”時期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十二五”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口號已經喊了多年。吳敬璉說，多年成效不明顯的癥結還是在于體制。

　　“‘十二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的動力來自改革，改變經濟體制的改革。”吳敬璉表示，由政府來主持建立新的體制，這個設計并不是像指令性計劃那樣非常具體，但是框架性的設計是必須要有的。

　　今年已經81歲、滿頭銀發卻仍精神矍鑠的吳敬璉談到改革，語氣堅定。他說，當前舊的體制還有很多遺留問題，用舊體制來推進轉型，會出現類似“洋躍進”的局面，從而導致一些消極后果。

　　作為中國比較制度分析學科的創建人之一，吳敬璉始終鮮明地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主張。上世紀80年代初，吳敬璉等經濟學家運用比較制度分析學科的研究成果，分析和比較計劃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論證了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并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理論框架。

　　吳敬璉認為中國需要明白通過改革建立什么樣的經濟體系。他說，根據過去的經驗，制訂一個好的規劃并沒有解決所有問題，怎么執行好更重要。

　　經過30多年改革，中國已經從窮國變成一個經濟大國，證明以往采取漸進的、先易后難的改革方式是正確的。但這種改革方式并非永遠正確。

　　繼續推進改革，并不是短期就能順利完成的。當前，由于阻礙改革的利益集團已經固化，吳敬璉說，改革需要做很多努力。

　　至少不要硬著陸

　　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起步之年。在下一個五年規劃之際，中國卻迎來了物價較快上漲、通脹預期加劇等多重經濟難題。

　　一季度也因此成了中國政府政策調整與出臺的密集時期。政策出臺出現“三率齊發”，即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利率與匯率都會有調整。在CPI通脹率數據下降、商業銀行在新增貸款的發放上更為自律、以及1月份M2增速減緩之后，部分市場觀察人士已開始對通脹和政策收緊風險放松警惕，而近日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則表明央行仍在緊縮政策。

　　《財經國家周刊》：2011年，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將會怎樣，您如何理解當前中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選擇上所面臨的“兩難”困境？

　　吳敬璉：從短期來看，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相當不錯。2009年所采取的“擴需求、保增長”政策取得了成效，使中國成為全球金融危機后回升最早的國家，年度GDP增長率達到9.1%。

　　與此同時，這樣高強度刺激政策的消極影響也不能小視。一方面，資源和環境“超支”的狀況進一步顯現；另一方面，貨幣超發、資產負債表的再杠桿化問題突出，導致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風險加大。由此，產生了宏觀經濟政策選擇上松不得、緊不得的“兩難”困境。

　　中國大致從2008年之后進入了“兩難”困境。再繼續松，不管是資產泡沫還是CPI都面臨很嚴峻的問題。中國連續這么多年M2增長速度在18%，前年M2增長27.7%，去年增長了19.6%，都超出了供給的增長。如果用GDP來反映供給的可能增長，就會超過一倍甚至更多。這樣的形勢下需要謹慎，但是現在盤子太大，在建規模太大。

　　如果政策趨緊，小企業和地方政府就會頗有怨言。面對這個形勢，我們需要運用宏觀經濟政策來保證我們開局之年有一個比較寬松的經濟環境，至少不至于硬著陸。

　　現在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繼續執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進行海量貸款，資產“泡沫”問題和通貨膨脹問題就會變得越來越嚴重。資產“泡沫”過度膨脹，就難免發生破裂，并使經濟發生嚴重困難，通脹率持續上升也會引起大眾的不滿。

　　中國采取緊縮措施后，隨之而來的可能是經濟開始下滑，“半拉子工程”會大量出現，房地產市場也受到很大壓力。房地產行業在經濟增長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其一動一靜又影響了整個宏觀經濟。同時需要擔心的是，緊縮政策會引發地方財政問題，增加銀行不良資產。

　　《財經國家周刊》：您剛提到，短期來看，刺激政策有較好的正面效果，從長期來看也有一些負面影響，中國政府應該如何從中取得平衡？

　　吳敬璉：中國面臨“兩難”困境的癥結，就在于過分倚重短期政策。用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來分析，2008年的問題在于，在這“三駕馬車”中，消費本來就不足，進出口順差一下降，就造成了總需求不足。因此，2009年的政策重點就是盡力擴大需求。只要能夠擴大總需求，就能夠把增長的速度拉起來。

　　“三駕馬車”的思路脫胎于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凱恩斯本人也從來沒有說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來解決長期經濟問題。所以，單純依靠短期政策來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是對凱恩斯主義的一種誤讀。

　　短期問題其實受制于長期問題。我們不僅要解決短期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來贏得時間，抓緊解決長期發展與增長問題，這樣才能保證長治久安。

　　《財經國家周刊》：從長期來看，解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面臨“兩難”困境的有效方法是什么？

　　吳敬璉：要解決長期經濟問題，根本上在于想辦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選擇一個有效的經濟增長模式。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點，在于提高技術、知識、信息這些生產要素在整個經濟增長中的地位。所謂有效經濟增長模式(在中國叫做“集約生產方式”)，就是在勞動、土地等自然資源、資本和人力資本(人的知識和技能)等四種主要生產要素中，讓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以往我們所依靠的是自然資源和資本的投入，如果這兩個要素在增長中起主要作用，要想增加消費就不太可能。

　　我們非常需要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如果要提高消費，首先要增加消費者的收入。正像馬克思所說，人們以何種方式加入生產，就以何種方式加入分配，收入結構取決于生產結構。當生產主要靠資本投入的時候，資本所有者在整個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就會較高；當生產主要靠自然資源投入時，收入占比高的就變成了自然資源所有者。

　　下面來看看自然資源和資本占有者都是誰？以土地為例，目前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價，根據一些農業經濟學家的計算，這個差價達到20至30萬億元，而這些差價主要由各級政府支配。

　　另外，資本所有者主要是國家，然后是私企。從收入結構來看，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比較高，但消費傾向較低。

　　所以，依靠自然資源和資本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不改變，難以提高消費的比重。

　　還有一種辦法是增加國家稅收，然后再補貼給老百姓。不過，這個方式會增加百姓稅收負擔，并不能從根本上起到拉動消費的作用。

　　《財經國家周刊》：怎么理解您所說的，提高人力資本要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為什么這樣會拉動消費？

　　吳敬璉：增加消費最為有效的辦法有兩個，一是增加就業，二是促進技術進步。知識、技術的所有者是專業人士，即所謂“白領”(“中產階級”)，“白領”邊際消費傾向比資本所有者高得多，他們收入的增加就意味著消費的增加。所以，只有保證充分就業，提高技術、知識、信息在生產中的作用，才能增加普通勞動者和專業勞動者的收入，最終提高整個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障礙

　　2010年2月3日，胡錦濤在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干部研討班的重要講話中強調指出，要毫不動搖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這個講話中，胡錦濤50次提出了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要求省部級高官們在“加快轉變”上下功夫、見實效。

　　時隔一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再次成為2011年“兩會”和“十二五”規劃主題。吳敬璉認為，中國政府在十七大以后，把轉變增長方式的口號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了黨代會的決議，但很多地方在實際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轉變什么、抓什么。他說，轉變的核心就是在各個生產要素中降低對資金、自然資源投入的依賴性，要靠技術進步帶動經濟發展。

　　《財經國家周刊》：為什么要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原先的經濟發展方式存在哪些弊端？

　　吳敬璉：中國從“九五”時期正式提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這么多年都沒能夠轉變好，所以現在，各種矛盾都已經積累到一個臨界點，不得不改。

　　中國政府在十七大以后，把轉變增長方式的口號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了黨代會的決議。但很多地方在實際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轉變什么、抓什么。

　　中國經濟長期以來主要由投資來驅動增長，這是過去從蘇聯引進的模式，在計劃經濟下是非常普遍的做法。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以后，這一模式事實上尚未發生根本轉變，甚至有所加強(改革開放以后投資占GDP比重不斷攀升，甚至達到接近50%的高水平)。

　　長期來看，投資驅動模式必然會導致企業平均利潤率下降、失業率增加和勞動者生活水平提高緩慢。西方國家早期的增長模式就是主要靠大規模投資，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19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這種方式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資本主義一度面臨危機。

　　為了解決由投資增長模式引發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又向東亞國家和地區學來了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又叫做新重商主義政策。在大量人口需要就業、資源沒有達到瓶頸、環境也還可以維持這三個前提下，出口導向政策對于發展中國家非常有利。

　　靠出口需求支撐高增長是由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派生出來的。東亞國家為了提早實現工業化，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主要靠投資來推動。東亞國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國等發達國家儲蓄不足的條件，用“出口導向”政策來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從而維持了東亞國家幾十年的高速增長。

　　我國在1994年外匯改革以后，“出口導向”政策用得很成功。出口導向模式也存在很大的弊端。當一個國家成功執行出口導向政策，而資源限制越來越重、積累過量貨幣的時候，就要考慮轉變出口導向政策。這不是說要減少出口，而是減少凈出口。凈出口在特殊條件下有利于發展中國家，但實際上是對進口國的補貼。日、韓等國在持續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二十年之后，都出現了問題，造成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泡沫生成等現象。

　　第二次工業革命后，西方國家的增長模式轉入庫茲涅茨所說的“現代經濟增長模式”，其最大特點是不再依靠資本投入來驅動，而是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來推動經濟發展。到了上世紀50年代，技術進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靠信息技術。這樣在收入結構上就表現為中等收入階層(“中產階級”)的崛起。

　　作為一個后起的國家，我們需要迎頭而上，所面臨的任務，是從早期靠投資和出口導向來拉動的增長模式向靠技術進步、信息化帶動的增長模式轉變，提高效率和增加產品的附加值，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點。

　　《財經國家周刊》：為什么過去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很難推動，癥結在什么地方，對“十二五”時期的轉變發展有什么啟示？

　　吳敬璉：要保障“十二五”規劃圓滿地實現，就必須總結過去幾十年的經驗，研究為什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搞了這么多年，成效依然不明顯的癥結所在，然后才好對癥下藥，保證我們的規劃不至于再次落空。

　　在討論“十一五”規劃的時候，我們曾經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過總結，發現問題的癥結在于經濟轉型的體制性障礙沒有消除。

　　當時大致上認為有四方面體制性障礙：一是政府保持對土地、信貸等重要稀缺資源的配置權力；二是以GDP增長為主的政績標準。這兩條促使各級政府盡量運用自已支配資源的權力，來保證GDP的高增長。三是財稅體制方面存在問題。從收入方面來看，生產型增值稅是各級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而生產型增值稅和物質生產部門的增長是直接相關的；從支出方面來看，主要的支出責任(在中國，通常把支出責任稱為“事權”)過度下移。像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支出責任，大致上70%由縣及縣以下政府承擔。這就使得各級政府必須努力地去追求GDP的高速增長，否則財政狀況就會非常緊張。四是資源和要素的價格扭曲，特別是資源價格和生產資料價格過低，鼓勵了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

　　在“十一五”規劃的執行過程中，我們還發現，新技術沒能大量涌現和新技術難以產業化的重要原因是，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制度環境還沒有建立起來。前面已經提到，經過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新技術產業化可以說是步履維艱，有些技術甚至夭折在搖籃里，一些創新企業也很難壯大，被叫做“小老頭樹”。目前技術發展一日千里，雖然一些企業的技術很新，但是過了幾個月，甚至一兩年還沒有實現產業化，就被別人更新的技術超越了。

　　出現這種情況關鍵在于缺乏鼓勵創新和創業，涵蓋經濟、政治、法治、社會輿論等一整套的制度環境。

　　《財經國家周刊》：中國應該如何實現發展模式轉變？從而轉向技術進步，提高效率和增加產品附加值，有哪些可操作方式？

　　吳敬璉：應從兩個方面入手。第一，對于主要靠加工工業發展來支撐高速增長的大部分沿海地區，要依托現有制造業的產業鏈盡量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發展服務業，即產業服務化。

　　這不是說所有企業一下子就延伸到頭了，還是需要有做代工的企業。比如說富士康，它轉型以后繼續做代工。另外一個是臺積電，它不做設計，只做芯片加工，與富士康是兩種不同的代工模式。最近很多報刊發表文章說中國還是需要簡單加工業，這是對富士康的誤解。富士康和臺積電都是臺灣掌握專利授權和專有技術最多的企業。

　　第二是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和傳統產業升級也有相關性。傳統產業只要在一個技術上有突破，就會很快從舊的加工業中脫穎而出。我本來對于我們掌握新技術的能力也沒有強烈的信心，但是通過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到各個地方做的調研，發現我們其實有很多接近世界前沿的技術。

　　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外國人早就發現，雖然我們教育質量還有問題，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數量最多。根據歐盟的報告，從2004年開始我們的研發費用已經超過日本，列世界第二位。改革使得中國的體制機制得到進步，把生產力解放出來后，新技術的發展使我們不斷進步。

　　令人失望的是，新技術的產業化過程往往比較艱難，大部分企業沒有能夠很好地利用新技術。但仍存在技術突破的可能性，特別是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以后。根據經驗，每一次金融危機過后市場經濟都會有很大的調整，大調整會或多或少帶來技術上的革命。

　　當前，中國既有一定的技術條件，又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業基礎，在一些產業面臨著革命性發展機遇時，也是構建我們自己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時期。有幾個產業是有希望的，例如信息通信產業、新能源汽車中的動力電池產業。

　　產業轉型要靠市場力量

　　《財經國家周刊》：在實現產業轉型方面，您覺得是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還是沿襲過去政府主導的老路？

　　吳敬璉：中央強調轉變發展方式以后，各省、市、縣都做了部署，采取新措施，但是效果差別很大。我接觸到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城市在“十一五”早期就已經開始行動。這些地方大多是外資企業，研發機構在境外，雖然技術的溢出效應不可阻擋，可是首先會遇到沒有承接項目的困難。而本土企業利用三年時間的發展，逐步進入研發創新過程，使得產品變得有技術含量、有知識含量。所以，這三個地方在這一次金融危機下，顯得比其它別地方更有生機。

　　珠江三角洲地區是“九五”規劃之后發展起來的，已經出現初步成效。廣東省定了幾個發展重點：一是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二是電動汽車，三是LED照明(半導體照明)。就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而言，廣東有兩個“短板”，一是沒有核心芯片，二是液晶屏有問題。為此，廣東正在采取措施補“短板”，取得了一些突破性進展。

　　也有一些地方還停留在一般性的號召上，出現一哄而起、趕浪頭、同構化等值得注意的現象。新興產業本來是很好的設想，但一哄而上就容易出問題。有些地方政府領導提出有保有壓，但不明確，剛剛還是“保”的產業，過兩天就可能變成“壓”的了。

　　總之，實現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前提，是通過各方面的改革，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充分發揮基礎性作用。

　　《財經國家周刊》：這么說，推動產業升級的關鍵也在于改革，您認為中國政府在改革中應該怎樣發揮作用？

　　吳敬璉：只有依靠改革，才能消除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性障礙，才能建立促進創新和創業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這樣才能使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需要，為科學發展提供堅實有力的保障。

　　在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關鍵中的關鍵。這是因為，如果說技術創新的主體是企業，科學創新的主體是科研院所或者高等院校，那么，對于制度上的除舊布新，政府負有更大的責任。

　　前一段時間，政府受到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作為不夠有力，甚至不作為的批評，現在各級地方政府的情況有很大的改變。特別是近兩年來，各級政府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都加大了自己的作為。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就是需要分清什么是政府應該“為”的，什么是政府不應該“為”的。

　　政府必須明確，自己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包括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為企業營造好的經營環境，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要在社會保障體制、教育體系、科研體系上提供好的制度支撐。政府不該利用權力壟斷市場和與民爭利。

　　2010年以來，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出現的一些苗頭應該引起高度關注。比如說，不考慮本地的比較優勢和實際情況，一哄而起地上項目，導致新一輪的同構化發展。一說LED(半導體照明)就到處都投資建廠搞LED。由政府官員指定技術路線，指定發展的產業門類，甚至直接確定投資項目等。這樣做，很可能導致投資的大量浪費。因此，“為不當為”有時比“當為不為”的危害還大。

　　此外，由于技術創新的前期投資大、風險高，而且研發成果具有“正外部性”的社會效益，政府應該加以支持。但需要明確支持的方式和途徑。政府支持采取什么方法，很需要研究。一般來說，政府對企業技術創新補貼應當是“競爭前”的，專項補貼應當做公開透明的招標、公正的評選，而不能采取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辦法，只讓內定的企業中標。節能、環保產品的補貼最好補“需方”而不是要補“供方”。

　　希望國家有關部門和各級政府在制定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的時候，認真地研究這些問題，使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要求和“十二五”規劃規定的任務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