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政府宏觀經濟管理應直面難題，不能對“限購令”這一依附于早應消亡的戶籍制度的歧視性手段心存僥幸

　　面對房價屢調不降的困局，中國政府決定采取非常規(guī)手段，“限購令”便成為北京等地調控房市的“殺手锏”。

　　春節(jié)前夕，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布了“新國八條”，除了提高二套房首付款比例和貸款利率，重申“各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和房價過高、上漲過快的城市，在一定時期內，要從嚴制定和執(zhí)行住房限購措施”。春節(jié)過后，大中城市住房“限購令”蜂擁而至。2月16日，北京出臺新版“限購令”“京15條”，要求“對已擁有1套住房的本市戶籍居民家庭、持有本市有效暫住證在本市沒擁有住房且連續(xù)5年(含)以上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限購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在此前后，超過12個二線城市和部分三線城市出臺了新的“限購令”，只是嚴厲程度有別。

　　“新國八條”再次表達了中央政府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決心，值得肯定；但它為地方政府各行其是、出臺不恰當的“限購令”措施亮了“綠燈”。過往的限購措施表明，它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更為嚴重的是它對市場經濟原則和政府公信力的破壞，其影響是難以預料、難以控制的。

　　“京15條”出臺后，在京外地人備感不公，欲購房者設法規(guī)避，開發(fā)商連夜商討對策，多數經濟學家憂心忡忡。不過，這一政策也贏得了部分媒體和民眾的肯定。當前，房市交易量銳減，價格上漲勢頭也有所減弱，似乎表明“限購令”果真有立竿見影之奇效。

　　但是，這僅是暫時的、表面的現(xiàn)象。既有“限購令”失效并不在于所謂執(zhí)行力度不夠，而在于它有違基本經濟規(guī)律。價格由供求決定本是常識。我們看到，各地政府著力“引導住房需求”，但抑制買方不可能消除需求。在供給方面，政府強調要增加保障房建設，但“遠水不解近渴”，其建設效果也有待觀察；商品房的供應則受到壓力，與“限購令”相同步，又有房屋預售證審批收緊，并限制開發(fā)商資金來源，這必將加劇供需矛盾。新政策一出，在與政府博弈中早已經驗豐富的房地產開發(fā)商本能的反應是捂盤觀望。限購的結果只能是暫時交易清淡。如果未來供需缺口更大，一旦“限購令”松動，房價將報復性上漲。如果這種情形一再重演，政府公信力必將遭受損傷。

　　也有學者認為，“限購令”作為“暫時性安排”是可以采用的。我們對此難表認同。以中國之市場廣大，發(fā)展不均衡，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wěn)發(fā)展關系重大也充滿挑戰(zhàn)。為防止游資炒房過甚，適當納入繳稅記錄等因素作為購房資格，在技術上也非絕不可討論。但政府以“限購令”形式草率行事殊為不可。眾所周知，嚴格界定和保護產權，通過自愿的契約性協(xié)議自由轉讓產權，通過制度安排使得交易誠信執(zhí)行，是市場經濟三大基本制度。房屋交易是供需雙方的合同權利。政府直接規(guī)定房屋交易主體的資格、交易的數量，缺乏法理依據。而“限購令”倉促、密集出臺，再次表明政府權力既無他律，亦無自律，與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要求背道而馳。

　　此輪“限購令”將戶籍置于核心地位，令人警覺且擔憂。作為計劃經濟在社會控制上的主要遺產，戶籍制度支持了“城鄉(xiāng)二元結構”，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早已廣為詬病。中央自2008年以來，即已經對戶籍改革做出部署。順應城市化潮流，積極穩(wěn)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本是大勢所趨。孰料這樣一種本當消亡的制度，竟在部分地方政府獲得“價值發(fā)現(xiàn)”，成為實施“限購令”的工具，如此行事的負效應和社會政策成本，或遠高于限購本身。

　　面對迅猛上漲的房價，政府應該有所為，也可以有所為。政府可以改革土地和財稅制度，繼續(xù)深化房產稅試點，終結“土地財政”；并加大保障房供給，還歷史欠賬；在貨幣政策上由事實上的極度寬松向穩(wěn)健回歸。如今，卻舍本逐末，窮于微觀應對。用微觀的方法來解決宏觀的問題，一不小心，就極易退回計劃經濟老路，采用貫徹權力意志的“短、平、快”政策。

　　人們有理由追問“限購令”的終極目標是什么。中國正式提出建設市場經濟已經垂垂20年。“新國八條”和“京15條”均表示，其政策意圖是“逐步解決城鎮(zhèn)居民住房問題，繼續(xù)有效遏制投資投機性購房，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wěn)健康發(fā)展”。顯見，既然市場發(fā)展目標仍在，則解決居民住房和壓制投機性購房的政策選擇應當慎之又慎，不忘根本。放棄市場理念不可行，而飲鴆止渴的后果可能是很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