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發展軌跡讓我們驚出一身冷汗。歐洲的重商主義制度已經消失了幾百年，但是我們似乎還迷戀在這種早已證明是失敗的經濟制度里。

　　經濟筆記 | 蘇小和

　　李榮融卸任國資委主任了，離別之時，李先生算了一筆賬，在他就任國資委主任的7年間，央企總數從2003年的196戶，縮減為目前的123戶；央企的資產規模由7萬億元增加到21萬億元，7年來央企累計上繳稅金達到5.4萬億元。如此豪邁的業績，理應大書特書，不過李先生似乎言辭謹慎，他甚至說，國有企業搞不好，遭人罵，國有企業搞好了，也會遭人罵。

　　看來李先生是懂得其中的道理的。現在，全國工商聯的官員算了一筆賬。民營企業500強去年稅后凈利潤與2008年相比增長32.84%，達到了2179.52億元，但這樣的利潤規模，卻不如中國移動和中國石油兩家中央企業的利潤，兩家巨型企業2009年的凈利潤分別為1458億元和1033億元，其利潤之和超過了500強民企的利潤總和。

　　更有意思的是，有學者指出，國有企業強大的營利能力并沒有對中國當下的就業問題提供多少動力，反而是民營企業為整個社會提供了90%的就業機會。

　　有些簡單的問題需要在這個時候提出：國有企業所賺到的巨額利潤到哪里去了？假如這些上繳中央財政的巨額利潤不是由國有企業完成，而是大多數來自民營企業，我們的就業局面會是什么樣子？為什么在經濟史上找不到一個國家或地區依靠國有企業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案例，我們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力發展國有企業？發展國有企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僅僅是為了充實國家財政收入，難道民營企業大面積發展之后，就不會照章納稅嗎？

　　無論如何，我相信30年經濟發展的基本面，都是政府有意識地退出部分市場領域，讓民間力量切入，引入產權清晰的市場主體，形成有限度的自由競爭，才促成了30年的發展。這應該是各個階層能夠接受的共識。否則，30年前所謂解放思想也好，改革開放也好，就沒有具體的歷史意義了。換句話說，過去30年，有條件的國退民進，才是發展的主旋律。而現在，我們看到李榮融先生統轄的7年，可謂國有企業高歌猛進，民營企業且戰且退，“國進民退”已經成為了當下發展的方法論，甚至成為未來一個歷史時期內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我想問，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經濟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之后，已經到了一種反向操作的時候了？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高層繼續改革繼續開放的口號言之鑿鑿，豈有走回頭路的道理。所以，我的問題只能是：既然中央政府并沒有倡導“國進民退”的政策，那么為什么實際的經濟演進竟然背離中央政策而去呢？

　　必須強調，由政府信貸擴張引起的經濟繁榮，不可能繼續用信貸擴張的政策醫治蕭條。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一旦中國政府執意要用信貸擴張的政策應對蕭條，那些發放出來的巨量貨幣，并不會像洪水一樣均勻地流向市場的每一個環節，恰恰相反，這些信貸貨幣具有醒目的黏附效應，它必然只流向政府信賴的、具有壟斷地位的、行政色彩濃厚的行業，或者我們干脆就直接說，這些巨量的信貸資金必然只能流向國有企業，尤其是那些超大型的、由中央政府直接操控的、能夠體現國家能力的國有企業。

　　一個饒有意味的局面由此形成：當國有企業們一夜之間擁有大量的信貸資金，他們忽然發現自己變得財大氣粗，但同時也發現自己并不知道能夠將這些錢用在哪里！人類的條件反射開始起作用，房地產、股市、能源、礦山當然成為國有企業的獵物，而并購，尤其是并購海外企業、并購國內私人企業，就成為他們的首選的企業經營方法。

　　這正是今天“國進民退”的景象！不完全是因為我們的國有企業找到了某種前所未有的營利能力，更多的動因，乃是政府通過行政與貨幣的力量，將國有企業的氣象拉高。不過我們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金融危機。事實上金融危機只是“國進民退”的一個引子。當一個國家的經濟改革始終圍繞著“國家能力”和“重商主義”的路徑在發展，所謂的“國退民進”就是一個局部想象，所謂的“國進民退”才是必然軌跡。

　　我相信，李榮融先生主政的7年，正是這種“國進民退”思路的徹底體現。大概是10年前，深得政府信賴的經濟學家王紹光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概念，即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他把國家能力定義為“國家將自身意志(preference)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其公式定義為：國家能力是國家實際實現的干預程度與國家希望達到的干預范圍之比。王紹光把國家能力分為四種能力：一是汲取財政能力，二是宏觀經濟調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國家的社會控制能力。這樣的觀點，在各種主流媒體里司空見慣。比如牢固堅守的主流意識形態、不斷強調的國家發展能力、中國特色、民族意志等等。這種高拔的宏大敘事讓很多人熱血沸騰，可是卻與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大異其趣。當看上去無比正確的“國家能力”被彰顯到一個極高位置的時候，國有經濟的比重必然要大幅攀升。正是在這種思路下，李榮融先生的7年政績才成為現實。也正是這種思路，30年來雖然民營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但在與國有經濟發展的比例上，民營經濟所占規模卻是遠遠落后于國有經濟的。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是的，這些年我們是看到民營企業如火如荼，但比如火如荼更加火熱的，是國有企業在全世界范圍內高歌猛進，是幾乎所有有價值的資源和行業，全部集中在國有企業手里。

　　另一個導致“國進民退”現象的經濟學因素，是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制度最初出現在15-19世紀的歐洲，并成為當時普遍的國家經濟政策。最經典的重商主義國家包括了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和俄羅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社會科學詞典》解釋為：“重商主義是政治經濟理論體系，它是政府對于民族的特征進行調節，使國家獲得經濟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現在看來，在重商主義盛行的國家，國家的各個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調節，而政府本身要依賴于各種利益集團，后者相應地從政府那里獲得各種有利條件。

　　對于這種具有非常明顯壟斷特征的經濟制度，馬克思和亞當·斯密都曾經強烈批評過。這是一種被政治嚴加管理的經濟體制，經濟學家查爾斯·威爾遜說，重商主義制度由政府發布的各種政策、立法、規章、手段構成，盡管國家主體仍然屬于農業社會，但卻急于把自身轉變成貿易和工業社會。顯然，威爾遜的表述成為重商主義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驅動下，政府給予其鐘愛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各種特權，整個經濟以非常明顯的國家主義特征出現。

　　歷史證明，這種看似宏大的經濟體制導致了一系列病態的經濟學現象：首先是體制的過度干涉，導致企業大面積國有化，私人企業發育緩慢，其次是無所不在的官僚主義現象。最后是各種利益群團幾乎綁架了國家。

　　重商主義的細節我們耳熟能詳。比如政府經常站出來，直接進行經濟干預；比如，與政府沒有密切關系的企業和個人，難以進入有效益的經濟領域；還比如，政府各部門辦事效率低下。權力，準確地說是特權，在重商主義經濟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贏得特權，并使法律完全為自己服務，成為企業和個人最為關鍵的工作。那些擁有特權的組織和個人，總是能夠得到最好的服務，為了持續享受這種服務，他們寧愿犧牲社會其他階層的利益；為了贏得政府的支持，企業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價值。

　　歷史的發展軌跡讓我們驚出一身冷汗。歐洲的重商主義制度已經消失了幾百年，但是我們似乎還迷戀在這種早已證明是失敗的經濟制度里。

　　重商主義的破落，乃是一種經濟學的必然，但它破落之后的幾種方向卻大相徑庭，一種導向了競爭的市場經濟，一種導向了共產主義國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國為圭臬，而后者則以俄羅斯朝著前蘇聯社會主義的邁進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國為代表的市場經濟仍然在高效率地發展，而前蘇聯經濟已然崩潰，新俄羅斯當下正處在巨大的變遷之中。人類社會的經濟制度探索到目前為止，可能已經形成了常識，比如自由競爭，比如權力多元，比如企業私有制度，我們所要做的，應該不是在某些烏有的意識形態之下，用特色之名抵御常識，我們可能只需要認同常識，尊重歷史。

　　在這樣的經濟學意義上，我固執地認為，當重商主義成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方法論，我們看到的“國退民進”可能就是一種優美的想象，事實是，國家從來沒有真正退出過經濟領域，中國經濟30年來的發展，幾乎就是一部政府主導的經濟史。站在這樣的歷史脈絡里，我們必須很遺憾地指出，今天李榮融先生卸任的確能贏來大面積叫好，但長期來看，也許勤勉有加的李先生，日后不得不背上一些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