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仲文
前一時期職業院校不能搞產學研合作,而只能搞產學合作的理念風行一時,并將此作為我國高職教育發展和管理的指導方針,F在看來這是多么的幼稚和有害!凡此種種,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我國高職教育不能完全適應當前經濟轉型需求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
富士康公司青年職工連續自殺事件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富士康公司本身,它不僅給政府、企業和國人以極大震撼,也折射出我國作為世界工廠、準確地說是作為世界代工廠的悲哀和無奈。實際上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我國當前工業化的程度和在世界經濟一體化中的地位。為了安撫員工的情緒,富士康公司做出了給員工加薪66%的決定。于是一股加薪潮從珠三角地區開始悄然而起。其結果是:不加薪將有更多的“民工荒”出現,使眾多的代工企業難以為繼;加薪則有更多的代工企業因為不堪重負而破產,或者迫使它們再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方(包括到東南亞各國)去另謀發展。
這種兩難選擇說明了這樣一種現狀,即: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的工業化有了很大的進展,但基本上還處在世界產業鏈的低端。這種利用我國的廉價勞動力來生產世界品牌、進而營銷全世界,而我們只賺取一點代工費的生產方式,直至今天還比比皆是。這一事件讓我們深思:如何才能打破我國處在國際分工最低端的這一格局?高職院校尤其是國家示范高職對此應當承擔何種責任?
高職教育應承擔改變中國處于全球產業鏈低端地位的重任
近年來,為了適應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需求,尤其是為了適應眾多代工企業用工的需要,高職院校的培養規格進行了徹底的“重心下移”:將培養高技能人才作為唯一的選擇,以此與世界工廠的用工需求無縫接軌,結果造成高職院校與中職學校的人才培養規格大同小異。今天高職院校所培養的人才基本上還是局限在技能操作層面上的所謂技能型人才,而不是培養既能適應技能操作層面上的需求,又能適應技術操作(或技術應用)層面上需求的中高級技術人才或復合型的技術技能型人才。
縱觀國際技術的轉移和發展史,日本曾經成功地將美國和德國的技術轉移到國內,并進行了技術的改良和創新,其基礎正是日本的大學,其中包括大批職業院校培養了一大批精通實務和工藝的技術應用型人才;臺灣、韓國曾成功地將日本的技術轉移到本地區來,并創造了“亞洲四小龍”的發展奇跡,也得益于他們有一大批卓越的職業院校。這些院校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不僅讓學生具有實務操作的能力,而且還要讓學生具有改良和創新技術以及推廣應用技術的舉一反三的能力。今天,當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技術大舉引進國內的時候,作為高職教育的第一方陣的國家示范校,如果也只是將培養只懂使用現有設備的高技能人才作為自己的定位,那么我們就將犯極大的歷史錯誤,中國在國際分工和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地位就不可能改變。
當前,我國現代化建設出現了三個主題詞,即: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全球化和中國創造。這是我國實現現代化和和平崛起必須要經過的重要階段。國家示范高職應當圍繞這樣全新的發展格局,來重新思考我們的目標和任務。這就要求示范校的院校長們響應溫總理發出的大學要“仰望星空”的號召,要有戰略思維、戰略設計和戰略管理的能力,善于將示范校的歷史擔當與國家發展戰略及區域經濟格局的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世界制造工廠轉變為世界創造工廠的進程中作出歷史性的貢獻。
何時能重現“袁隆平出身于職業院校”的現象
然而,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但又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任務。前些年筆者到湖南懷化職業技術學院去評估,這個學校的前身是安江農校:一個純粹的職業院校。我們赫然發現,世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是出在科學研究院系統,也不是出在普通本科大學,他是在職業院校這塊土壤上連續奮斗了37年后才成長起來的。
這一事實讓我們受到強烈沖擊的是:職業院校完全可以通過本身的技術研發為中國,甚至全球作出自己的杰出貢獻。也讓我們感到汗顏的是:至今還沒有哪一所高職院校產生過如此重大影響的大師級人物和具有如此影響全球的技術成果。更讓我們感到不安的是:前一時期職業院校不能搞產學研合作,而只能搞產學合作的理念風行一時,并將此作為我國高職教育發展和管理的指導方針,F在看來這是多么的幼稚和有害!凡此種種,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我國高職教育不能完全適應當前經濟轉型需求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
在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的過程中,我國高速鐵路的發展是最成功的范例。隨著高鐵技術進軍美國和其他國家,中國或許已經開始了由過去以市場換技術,轉變為以技術換市場的新的發展階段。我國大量的企業通過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和分工,通過開拓國際市場和大踏步地走出去,已經成為全球企業。這也讓我們深思: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示范校在人才培養模式上究竟如何改變才能適應這一新的情況?
高舉技術教育大旗,重振各領域技術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國家示范校后建設時期的目標與任務應當適當加以調整。首先,要適當調整自己的發展綱要。要以與當地經濟以及本身院校特點相適應的方式高高地舉起技術教育的大旗,來重新振興我國各個區域、各個領域、各條戰線的技術教育,以適應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我們知道,技術教育的高端與工程教育相關,而技術教育的中低端則與以實務為中心的職業教育相關。我們既不能人為地將職業教育與技術教育對立起來或分隔開來,也不能以職業教育來代替技術教育的全部。因此,筆者認為高職示范院校的人才培養規格的定位要適當高移,即調整為:培養專科層次的、具有一定技術應用能力的高素質、國際化的技術技能型人才;也可表述為培養既有一定的技術應用能力,又具有很強實踐動手能力和國際視野的“灰領”人才。
其次,按照這樣的培養目標要適當調整示范校的教學模式,不僅要堅持與工作相結合的學習方式,堅持項目導向、任務驅動、強化訓練等已有的教學模式的有效性,而且還要大規模地引進技術教育與創新教育的理念:適當地強化技術基礎知識的教育;強化技術反求、技術轉移、技術改良、技術革新的實踐能力的培養;強化融合于各類課程之內的單元制作、專題制作、綜合制作的創新教育或探究式教育的過程;強化國際視野、世界眼光的全球化經濟的教育和全球化人格的培養。這是當前及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國家示范高職院校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
第三,要適當調整示范校校企合作的思路和檔次。不能僅僅滿足于讓學生學習掌握企業現行的成熟的生產流程、生產工藝或生產設備的使用作為校企合作、產教結合的全部內容,滿足于將企業的生產過程全部搬到校園里來而津津樂道。而應當在此基礎上發展成與企業的合作技術開發,像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那樣,建立教學工廠或研發作坊,企業與師生聯合開發未來的產品,實現用未來的技術武裝今天的勞動者,使他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將研發成果的產業化交回給企業去做,使職業院校永遠成為引領企業與行業發展的原動力。到那個時候,我國的國家級示范高職院校才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國高職教育的第一方陣,成為推動和影響現代化建設進程和社會進步的第一動力。
(作者系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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