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保險業已經歷“準備階段”和“蓄勢階段”,現正處在“起飛階段”,危險性和不確定程度都很大
文·admin
訪北大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祁祥
《中國經濟》:這次經濟危機對中國很多經濟部門有影響,請問2009年中國保險業表現如何?
答:2009年,保險業從以堅持“防風險、調結構、穩增長”的方針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挑戰為“始”,到用保費規模首次超過萬億元為中國保險業恢復發展整30年遞交滿意答卷為“終”。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我國保險業卻“逆勢成長”,創造了輝煌:保費收入突破1萬億,同比增長近14%;財產險保費收入2876億元,同比增長23%;人身險業務保費收入8262億,在上年增速較高的基礎上同比增長近11%。保險業利潤總額達到531億,其中財產險公司扭虧為盈,實現利潤35億,人身險公司實現利潤435億;全行業實現投資收益2142億,收益率6.4%,比上年提高4.5個百分點;資產總額突破4萬億。業務質量明顯改善:產險公司的綜合成本率、應收保費率、壽險期繳業務占新單業務的比率、退保率均為3年來的最好水平。2009年被稱為近年來成績最為顯著的一年。
《中國經濟》:在您看來,2009年中國保險業實現了逆勢增長的輝煌,您認為這種增長態勢在2010年還能繼續保持嗎?
答:我認為這是極有可能的。這主要基于保險周期與經濟周期的關系和保險業自身經營規律兩個方面的基本判斷。
根據我們最近做的一份研究表明,由于發達國家的保險市場已經趨于成熟甚至飽和,其周期性波動受保險市場自身因素的影響相對較大,而與經濟波動的關系則相對較弱;但新興市場受經濟周期的影響則非常顯著,重要經濟變量的周期波動是保險業波動的重要來源,可以說,經濟波動對保險業的波動具有決定性影響,我國情況更是如此。從過去30年的發展來看,無論是保險業整體,還是壽險業和非壽險業,其波動都與當期經濟周期高度正相關。2009年我國GDP增長8.7%,在全球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仍在苦苦掙扎的時候,中國經濟“風景這邊獨好”。各方的情況均表明,雖然不確定因素仍然很多,但總體來看,2010年的中國經濟應當比2009年有更好的表現,所以,對保險業發展的影響也會更加積極。
從保險業自身的經營規律來看,保險業的當期發展與前期發展也具有較強的自相關關系,前期發展必然會對后期產生“慣性作用”,雖然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顯著關系不同。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已經積累較好的基礎。借用羅斯托“經濟成長論”的思路,我把我國保險業的發展也分為五個階段(完全是一種大膽假設,還沒有經過“小心求證”):即“準備階段”、“蓄勢階段”、“起飛階段”、“平穩上升階段”和“高度成熟階段”。
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保險業已經歷“準備階段”和“蓄勢階段”,現正處在“起飛階段”,這由以下幾個方面反映出來:1、保費已經達到一定規模,它所代表的是相對穩定的投保人群。隨著時間推移,這一發展會呈現出一種“扇形狀態”,形成一種“自發展”趨勢,保險的覆蓋面會越來越廣。2、市場基本制度的建設已經初步完成,雖然還需要不斷地完善。3、市場結構已經呈現出壟斷競爭型特征,競爭程度在不斷加深。4、資產規模增長的速度越來越快,保險資產突破1萬億(2004年)、2萬億(2007年)、3萬億(2008年)、4萬億(2009年)分別用了24年、3年、1年和1年。這表明保險資產擴張的能力在急劇增強。5、行業防風險的能力在不斷提高,這包括保險公司識別風險的能力、評估風險的能力、選擇應對風險的方式和應對風險的能力等各個方面。
具體到2009年這一年,新《保險法》的實施使得行業發展向尊重契約精神、更加強調消費者保護的道路靠攏;“新會計準則”的頒布使得行業經營更加向國際慣例靠攏;商業銀行投資保險股權的政策規定使行業運作更加向國際趨勢靠攏;保險業參與國家新醫改戰略的實施;人保集團的整體改制、保險營銷體制的改革試點、保險投資一系列規范性文件的頒布、保險改革試驗區的建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醫療責任保險等在許多省市的試點和啟動,保監會與公安部聯合共同打擊保險領域違法犯罪行為的舉措等,這一切無疑都為2010年保險業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上海世博會的召開、低碳經濟和綠色經濟模式的倡導等都將給保險業發展帶來新的業務和利潤增長點。
《中國經濟》: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個方面。2010年中國保險業會不會也遭遇一些挑戰呢?
答:這是肯定的。從經濟發展面來說,目前全球經濟發展的態勢仍不穩定,許多人預測,包括美國經濟在內的一些經濟體仍然可能出現低增長甚至負增長。在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的背景下,境外金融風險跨境轉移的風險不是不存在;在2009年信貸投放近10萬億,投資4萬億的前提下,通貨膨脹的壓力不是不存在,經濟結構調整的任務將是相當的嚴峻。因此,雖然從總體上來說,今年我國仍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在方向和力度上肯定會有許多變化,由此導致利率、匯率、資產價格、資本市場等變動,這無疑將給企業經營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
從行業自身發展的慣性作用來看,保險業在過去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一些頑癥,特別是粗放的增長方式(如我在前些年所總結的我國保險市場上存在的“五多五少”的現象,即同質產品多,異質產品少;多元化經營的公司多,專業化經營的公司少;價格競爭多,服務競爭少;人員流動多,人才儲備少;機構鋪設多,市場培育少)、非理性競爭、弄虛作假、銷售誤導等不誠信問題,絕對不會在新的一年中自然消失。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進行遏制,其“慣性作用”必然會對保險業的進一步發展產生嚴重影響。
《中國經濟》:面對這些挑戰,我們該如何應對呢?
答:我國保險業正處在“起飛階段”。眾所周知,“起飛階段”的危險性和不確定程度是最大的,我們對上述問題一定要格外重視。對于2010保險業的發展,我認為以下幾個問題是需要認真對待和把握的:
第一,堅持增長方式的轉變不動搖。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研究歷史上曾經輝煌后來消亡的文明,得出結論:“所有文明的消失都是自殺而非它殺。”以“復活節島”文明的消亡為例。各部落為了顯示其強大,相互競爭建造越來越大的部落首領的石雕像。為了能夠把幾十噸、甚至近百噸的石雕像矗立起來,島上居民只能通過砍伐樹木來制作越來越粗、越來越長的繩子。石雕像越造越大,樹木砍伐越來越多,由此導致生態鏈的破壞和島上資源的枯竭,“復活節島”最終消亡。如果保險業在發展中仍然盲目追求數量,追求市場份額,追求保費規模,而不重視質量和效益,那就會掠奪性地開發保險資源、損害消費者利益、毀壞保險業聲譽。繼續這樣下去,必然會損毀行業發展的基礎,這無疑會自取滅亡。“不轉變,即滅亡”,我們應當從這個高度來認識保險業轉變增長方式的重要性。
第二,在遵循“可保風險”原則的基礎上大力推進產品創新。全球金融危機以AIG、雷曼兄弟等破產為代價再一次提出創新與監管之間的關系問題,但這場危機絕對沒有因此而否定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關鍵的問題是,創新的依據是什么,創新是否在風險可控的基礎上進行。從總體來看,我國保險業的創新是不足的,是需要大力倡導和推進的,但我們需要明確創新在什么基礎上進行,創新的依據是什么。我認為,保險公司應當依據“可保風險”的原則來進行產品創新,雖然這對保險公司來說是一個嚴峻的挑戰,這一挑戰集中反映在“定性”和“定量”兩個方面。從定性的角度說,反映出需求方對風險保障的全方位要求與供給方對風險的選擇性承保之間的矛盾;從定量的角度來說,反映出新險種開發的迫切性與產品定價所需數據的滯后性之間的矛盾。這說明,雖然產品創新對公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不是說一種風險出來了,保險公司就馬上具備開發應對此風險產品的可能性。當然,“可保風險”的內涵和外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發展在不斷變化,但對保險公司來說,關鍵問題是,必須清楚地知道當下的“可保風險”是哪些。明確“可保風險”的內涵,大力推進產品創新是保險行業滿足市場需求、但又保證在控制自身風險的基礎上承擔起其制度責任的一個重要命題。
第三,綜合平衡,重點突出,推進三類業務的發展和其作用的發揮。
首先,穩步發展承保業務,但在各類業務中應當有所側重。對于人身險業務來說,在壽險與年金險業務的組合中,重點發展年金險業務,特別是養老保險,這是由家庭結構變化、人們預期壽命的延長等各種因素決定的;在壽險與健康險的業務組合中,重點發展健康險業務,其理由在于,一方面,由于經濟發展和醫療條件改善,人們的預期壽命在延長;而另一方面,由于現代生活方式的普及、工作壓力的增大、環境污染等問題的日趨嚴重,各種新的、流傳迅速的疾病發生的概率也在不斷提高,因此,健康成為目前人類發展中頭等重要的問題之一。對于產險來說,在車險和非車險的業務組合中,重點發展非車險業務;在非車險業務中,重點發展責任險,特別是醫療責任險、環境污染責任險等。
其次,穩健發展保險投資業務。全球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保險業務回歸保障的迫切性,但危機從來沒有否認過保險投資的重要性。不論是出于承保業務本身所帶來的大量保費收入保值、增值的需要,還是出于保險業與其他行業競爭的需要;不論是出于提高承保業務競爭力的需要,還是出于資本市場發展的需要,保險投資都應當被給予重要的“禮遇”。在穩健發展保險投資業務時,不僅要重視對承保業務的投資管理問題,還要格外重視保險資產公司對第三方資產的管理,因為這對提升保險業的整體競爭能力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最后,大力推動“戰略性”業務的發展。比如像出口信用保險、農業保險、商業健康保險、巨災保險等。這些保險的占比在整個保險業中可能并不是很大,但它們對國家的出口戰略、新農村發展戰略、新醫改戰略和巨災風險管理戰略的實施均具有重要保障作用,運用好的話,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此外,在新的一年中,我認為還應當加強對保險周期、保險業的并購、外資保險在中國的發展、保險風險證券化、保險業“十二五”規劃等問題的研究,以應對今后中、短期內保險業發展、變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