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報特約評論員 傅 勇

　　春節剛過，各地就遍傳用工荒。與一般的印象不同，當前正在蔓延的用工荒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在工種上，不僅是技工和管理人員缺乏，普通勞工也開始短缺；二是在地域上，不僅是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區，內地企業招工也出現了困難；三是在嚴重性上，用工荒愈演愈烈，有成為常態之勢。

　　這些特征表明，用工荒不會是一個暫時現象，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上真的出現了某種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即為所謂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是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發展經濟學家，他認為在城鄉二元經濟中，開始時城市可以不變的工資找到無限多的勞工，因為農村勞動力過剩，但到了某個時刻，城市除非漲工資，否則就不會有新增勞動力進城工作。這個時刻，就被稱為劉易斯拐點。

　　由此看來，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結果，不應該視為洪水猛獸，總體來說是一個積極現象。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將全方位改變中國的社會經濟現狀，而這些改變將會讓更多普通勞動者更有尊嚴、更幸福地活著。

　　只有到了這個階段以后，中國普通工人的待遇才能真正逐步改善。十年來，沿海地區工資水平基本維持不變，而中國的出口和經濟總量均有了很大的增加。可以說，普通勞工并未分享他們自己創造的經濟財富。工資水平的適當提高可以促進節約勞動力的技術的進步，并且會提升人力資本投資的價值。而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投資是新經濟增長理論的要義所在，這對于調整中國弊端多多的粗放式生產結構有著關鍵意義。

　　實際上，仔細辨析，當前工資水平的上調也并不真正反映了中國已進入了勞工短缺時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對過去勞工待遇過低的一種調整。從一般商品價格到耐用商品價格，在過去這段溫和通脹時期，均有了明顯上漲，生活成本也就明顯增加。相應地，從公務員到一般白領，過去十年工資福利也呈上升趨勢，相比之下，普通工人工資的增加則極為有限。

　　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也將開啟消費拉動型經濟時代。盡管存在統計數據低估中國消費占GDP比重的問題，但中國投資和出口長期以來超高速增長是顯而易見的，最大的未來經濟增長動力只能來自消費。啟動消費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收入水平的更加公平，因為低收入者會將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費；第二個途徑是增加家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數據顯示，消費在GDP比重中的下降，其實反映了家庭收入相對企業收入和國家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

　　顯然，普通勞動者工資待遇的增加有助于從總體上改善中國的經濟結構。

　　一些人擔憂用工荒導致加工資，將使得中國制造喪失低成本優勢。國情告訴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們都要為如何充分利用龐大的勞動力而不是勞動力短缺而焦頭爛額。現在，一聽說用工荒，好像我們的勞動力資源會立刻緊缺，實際上，農村還有超過2億的勞動力等著轉移。這需要一個壯觀的城市化進程來完成。

　　更要緊的是，低勞動力成本只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條件，甚至是一個并不那么重要的條件。改革開放前，中國的人口就是世界第一，為什么不增長呢？現在非洲的勞動力仍遠比中國便宜，為什么長期停滯呢？與勞動力低廉相比，中國的經濟增長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開放所構建的有效的激勵機制以及巨大的市場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再有，我們時常抱怨我們賣出八億件襯衫才能進口一架空客飛機，如果勞動力無限供給不改變，我們就只能陷于低附加值的“比較優勢陷阱”而無法自拔。

　　有報道說，一個外國駐華官員雇了兩個家庭司機、兩個家政人員，而這位官員在自己國家時，一個人都雇不起，甚至連裝修房子也是自己動手。用工荒提示我們，中國正在經歷類似轉變。我們應該用開放積極的心態，歡迎這一轉變的到來。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宏觀經濟觀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