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曉波

　　這兩天，在中國財經界，一則人事傳聞頗受關注。許多報章都已報道，稱中國銀行副行長朱民或已調任央行副行長，繼而可能被派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擔任副總裁。

　　如果傳聞屬實，那么朱民將成為首個出任IMF副總裁的中國人。國際金融機構的高層隊伍中，也將在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出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之后，繼續增加中國人的面孔。

　　有關朱民的人事傳聞，讓一些人感到很興奮——在其看來，中國人將進入IMF高管層，意味著在追求提高國際金融地位的道路上，中國又踏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毫無疑問，中國人在國際金融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及IMF，以及其他一些區域金融機構中的高層席位越來越多，是中國話語權不斷提升的直接體現。而中國學術及業務精英不斷充實到國際金融機構中，既有助于改善這些機構的治理，也將繼續提高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

　　不過，應該認識到，僅僅靠在國際金融機構中增加一兩個高管席位，并不能在根本上改變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實際上的弱勢地位。眾所周知，在IMF、世界銀行等金融類國際機構中，由于份額較低，中國在其中的地位與自身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地位明顯不符。而且從短期內來看，中國在份額和投票權方面無望獲得大幅提高。

　　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組成部分，也是其時美國主導未來世界經濟秩序的產物。這個國際金融機構的成立和數十年來運行的背后，深深滲透著歐美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政治、經濟意志。隨著世界經濟環境、各國實力的不斷變化，IMF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現實的需要，改革早已成為這個機構的必需。而圍繞著改革，則是各個成員國在IMF中義務、權利及地位不斷博弈的一個過程。

　　我們已經知道，在美國匹茲堡舉行的第三次G20金融峰會，決定增加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3%的世行投票權和5%的IMF份額。對于一個成員國來說，份額不僅決定其應認繳的款項數額，還決定了它在IMF中的投票權、借款權和特別提款權分配權。坦率而言，增加5%的IMF份額，對于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而言，僅僅是一種微小的量變，遠未達到質變的程度。也就是說，此次匹茲堡G20金融峰會有關IMF份額分配上的細微調整，于中國而言，意義還是很有限的。

　　筆者注意到，在10月5日世界銀行與IMF年會發表的聯合公報上，再次重申世行與IMF的投票權和份額的分配需要進行進一步調整，提高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體現世行與IMF投票權和份額分配的公平性，計劃在2010年世行與IMF春季會議前就投票權和份額分配的改革達成協議。

　　看起來，未來國際金融機構投票權和份額的進一步調整，與朱民或屢新IMF的傳聞，其實是有暗合之處的。不同的信息指向的同是未來國際金融秩序的不斷變革——當然，這必定是一個漸進而緩慢的過程。在國際金融格局短期難有根本性改變的前提下，中國希冀的改革方案，只能是繼續推動IMF結合份額增資改革其治理結構。而人事上的一些布局，又為這種調整和改革多少提供了有利條件。

　　(作者為第一財經日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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