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韓文/山西報道

　　時隔半年，山西記者再陷“封口費”漩渦。

　　3月17日，香港《大公報》以《晉血站問題多 賣血農離奇亡》為題，報道了山西翼城某農民一個多月內4次在山西曲沃獻血漿后死亡的事件。3月22日，血站方面在天涯論壇發表聲明，稱香港《大公報》山西辦事處記者曾“敲詐”并索要30萬元“版面費”未遂后對曲沃血站誣陷，做了不實報道，嚴重違反職業道德。《大公報》山西辦事處隨后也在網上高調回應，指稱曲沃縣委宣傳部官員參與“賄賂”記者未遂。雙方還通過網絡互曝了“談判短信”。

　　自去年山西被揭煤礦“封口費”事件后，山西媒體圈一度歸于平靜。在圈內人士看來，短暫的平靜歸于山西新聞出版、公安等部門加大了打擊力度；而且去年山西煤礦的關停與煤炭市場低迷，也對媒體外部環境凈化起了關鍵作用。

　　“曲沃事件”的真相盡管尚未明晰，但該事件再次警示：無論是“敲詐說”還是“賄賂說”，在山西的政企和媒體之間，為何以及如何滋生出諸如此類的新聞“毒瘤”？

　　山西媒體生態環境“惡化”？

　　在山西某報社的一間辦公室，擁有20多年新聞從業經歷的老記者李仁軒(化名)，向記者展示了一大疊資料。厚厚的新聞作品剪報是他漫長職業生涯的嘔心之作，另外還有其整理出版的兩本新聞作品集，序言均由時任山西領導所作。

　　遺憾的是，作為資深記者，李仁軒近兩年再未動過筆。

　　“不是因為做個小官而封筆，”李仁軒解釋道，“新聞環境的惡化、記者隊伍的復雜，已讓我這個老記者難以適應了。”

　　幾年前升任報社副總編的李仁軒，其實還是希望做好記者的本職工作，但一次采訪令他決心終結自己的記者生涯。有一次到某企業采訪，見面后，企業負責人先是上下打量他一遍，并讓其出示記者證，然后問是否收費，李仁軒雖竭力解釋，但企業負責人卻強塞給他兩條煙，說天天接待好幾撥記者，不想接受采訪。

　　回想剛做記者時的榮耀，李仁軒頗為留戀：“那時雖是省里行業報的記者，但到地方上采訪，對方非常重視與熱情……過去別人求你去采訪，現在你采訪得求別人。”

　　山西的媒體環境的惡化，通過當地宣傳部門的態度變化即可看出。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山西某產煤市新聞辦主任形象描述了其親歷的三任市委書記對待記者的態度：“第一任書記時，有記者到市里采訪，書記要專門安排時間會見，并親自陪記者就餐；第二任書記，但凡有記者到市里，書記都安排宣傳部長接待，書記視媒體大小與個別禮節性照個面；到了第三任書記，書記專門定下規矩，由宣傳部下屬的新聞辦負責審核記者身份，如果是正常報道就由新聞辦接待，如果涉及費用則一律不接待，想見書記幾乎不可能。”

　　“自稱是記者的人太多了！我們是惹不起，只能躲。過去我們鄉鎮一年來不了三個記者，現在一天要來三撥，其中還不乏自稱是中央級的。”山西臨縣一位鄉鎮書記感嘆。

　　煤炭帶來“原罪”？

　　在山西，許多新聞圈中人把媒體生態環境惡化歸咎于煤炭的興盛。近年來，伴隨著山西煤炭產業的突起及安全監管環節的相對薄弱、法制的缺位，讓一些逐利者找到了新的生財之道：將媒體所固有的宣傳報道與輿論監督的社會功能扭曲，甚至變為牟取錢財的工具，個別記者置職業道德操守與社會形象于不顧，進行敲詐、勒索，一些人還冒充記者參與其中，進而造成了整個山西媒體圈的亂象，甚至破壞了正規新聞單位的工作環境。

　　“上世紀末煤炭市場疲軟時，山西新聞行業還是非常規范，記者隊伍也比較純潔。就是進入新世紀的這幾年，煤炭等資源性產品井噴發展，利益誘惑下，出現了個別害群之馬，導致了整個行業的‘塌陷’。”李仁軒向記者闡述自己的看法。

　　從2002年山西繁峙“6·22”金礦特大爆炸引發11名新聞記者違紀被曝光開始，山西新聞界便“新聞”不斷。

　　2007年1月10日，《中國貿易報》山西記者站工作人員蘭成長在山西大同渾源縣一煤礦被打成重傷，送醫院后不治身亡。隨后《山西渾源：記者被黑心礦主暴打致死》的帖子被發到了天涯雜談，開始在網上流傳。此事后經國內眾多媒體報道，受到胡錦濤、李長春等中央領導關注。

　　時隔一年多，一件令山西新聞界集體蒙羞的山西霍寶干河煤礦“封口費”事件被曝。兩個月后，新聞出版總署對有據可查的涉案人員60人給予了處罰通報，其中有4名新聞記者被給予處分，對查實的14名媒體相關責任人分別作了相應處理。

　　“‘封口費事件’不是個例，是潛規則。”某圈內人士直言，“煤炭富了一幫人，毀了一幫人。富了披著新聞外衣的‘假、劣記者’，毀了真正的新聞人。”

　　知情人吳曉向記者描述了一些“假、劣記者”的“產業化”運作模式：“許多人在每個縣，甚至有煤礦的鄉鎮都有線人。煤礦有事故或違規生產，第一時間就能得到信息，自己得逞后，再把信息‘賣’給其他人。在私挖濫采嚴重的地方甚至有人長期租住，形同黑社會定期收保護費……”

　　“‘黑吃黑’是這些人一貫的特征，‘假記者’后恰恰存在‘真新聞’。”山西能源領域某專家表示，“按照有關政策，煤礦發生事故后瞞報或違規組織生產，政府的懲罰力度是相當大的。許多礦主因事情見不得光，為了息事寧人，不得不‘出血’，這客觀上助長了這幫人的氣焰。”

　　他表示：“敲詐大多是針對小煤礦，許多煤礦的噸煤成本中有20—30元就是給‘記者’支出的。但隨著山西推進煤礦重組步伐的加快，2010年要整合為1000座大礦，到時候這些人一定會失去市場的。”

　　李鬼砸了李逵的“飯碗”？

　　10年前，23歲的許宏偉大學畢業，然后應聘到山西某平面媒體做記者。如今，而立之年的他，依然租住著一套小單元房，每天騎著電動自行車到處采訪，不到2000元的月工資，日子過得捉襟見肘。回到單位，看著一張張年輕的面孔，許宏偉越來越覺得自己吃的是“青春飯”。

　　“當一名好記者一定要肯吃苦、勤跑動，特點是‘收入少、壓力大’，所以我稱自己是‘新聞民工’。”許宏偉調侃道。

　　采訪中，《中國經濟周刊》了解到：在山西，新聞記者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大有人在。表面看起來風光的記者，其實背后的辛酸苦辣是常人難以體會的，許多記者還長期處于亞健康狀態，甚至經常遭遇生命威脅。山西某報特稿記者李蔚華就曾多次遭到采訪對象的威脅。

　　而2008年12月發生在身邊的兩件事更令李蔚華脊背發涼。其一是太原市杏花嶺區檢察院進京拘捕央視女記者；其二是《網絡報》記者關鍵在山西太原調查當地一家房地產企業涉嫌土地違規問題時，被張家口警方帶走。

　　“現在記者的處境很尷尬，寫正面報道沒人理你，搞監督風險又太大。”李蔚華頗有感觸。

　　面對“收入低、保障差、風險高、壓力大”等行業特點，李仁軒還是希望年青人要把握好自己：“媒體市場化后，許多記者都不占編，流動性大，有人對工作不太珍惜。加上看到下面胡搞的‘記者’收入頗豐，如把持不住，極有可能會淪為‘假記者’后的真記者，甚至直接從事違背良知、道德之舉。”

　　“辛苦一點、危險一點都在其次，主要是現在媒體的公信力受到質疑，許多人戴起有色眼鏡看記者，防備、反感記者，使記者的正常采訪難以開展，自尊心屢受打擊。”參加工作不久的山西某媒體記者王筠道出了許多同行的心里話。她希望政府能加大監管力度，不能讓李鬼砸了李逵的“飯碗”。

　　(文中被采訪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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