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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趙憶寧
北京報道
“溫總理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個長期工程，我認為，我們這里只要再有15年就能建設好新農村。”3月6日，全國人大湖北代表團代表楊先龍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楊先龍是湖北荊州市荊州區拍馬村的黨委書記，他所在的拍馬村，是湖北的“省級文明村”，2004年工農業產值達到5億元。“我自己算了賬，現在我們村村民住院全部是醫療保險；老年人只要超過60歲以上的，每人每月有1000元養老金；學生讀書，從小學到初中全部免費，高中到大學拿到畢業證后，可以得到4500元錢獎勵；我們村里的路全部是水泥路。”他對此非常自豪。
拍馬村的小康，對大多數中國鄉村來說，還只能是可以憧憬的未來。在2005年，“小一點的村有2萬元，大一點的村有3萬元”，得到國家財政的轉移支付，是他們新近的幸福。
據200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報告，當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達到2975億元，比2004年實際執行數增加349億元，增長13.3%，用于“三農”支出占中央財政總支出比重達到14.7%。
而《“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中再次提出增加對農業和農村投入。在“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明確寫道：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確保財政用于“三農”投入的增量高于上年，新增教育、衛生、文化財政支出主要用于農村，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重點要放在農業和農村。
2006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預計達到3397億元，比2005年增加422億元，增長14.2%。高于中央財政總收入、總支出的增長水平，占中央財政總支出量的21.4%。這還不包括地方政府的支出。
報告給出2006年中央財政支出方向：農村稅費改革使8億農民每年減輕負擔約1250億元；擴大糧食直補規模，安排13個糧食主產省(區)的糧食直補資金125億元，比2005年增加10個億；中央財政對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區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將達到1359億元，比2005年增加238億元，增長21.2%；對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資金將達到200億元，比2005年增加40.77億元，增長25.6%。增加扶貧開發投入。2006年，中央財政安排扶貧開發資金137億元，比2005年增加7億元。
同時，為保證基層政權正常運轉和農村義務教育的需要，從今年起，國家財政將每年安排支出1030多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每年將達到782億元，地方財政每年將安排支出250多億元。
另外，今后五年國家財政新增義務教育經費累計將達2182億元，在全國農村普遍實行免除學雜費的義務教育。
在衛生領域，五年內國家財政將投入200多億元，對鄉鎮衛生院和部分縣醫院房屋和設備進行改造。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今年把試點的范圍擴大到全國40%的縣，中央和地方財政對參加合作醫療農民的補助標準由20元提高到40元，中央財政為此將增加支出42億元。到2008年，要在全國農村基本建立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
顯然，中國財政增量支出的方向正在經歷一種趨向性的變化。表面上看，是當期和預期對新農村建設投入的增加，全國財政收入連續以2萬億、2.5萬億、3萬億的增長，導致了對“三農”加大投入的可能。
實際上，這種財政支出增長方向的改變更主要源于政府的政治意愿及意愿程度，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現狀，并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將會阻礙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政府優先把一般性的財政收入增長進入新農村建設領域。這是一個平衡優先排序的抉擇，可以視這一行動為對農村弱勢群體“補償”與“反哺”的開始。
多少年來，盡管農村人口是中國最大的人群，占中國人口的60%-70%左右，但是從財政和支出上看，他們長期以來只獲得公共財政支出的1/7；從經濟上看，農業是各類產業中低效益、高風險(市場風險和自然災害風險)的弱質產業，勞動生產率明顯低于非農產業，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不斷下降；從社會和從政治影響力角度看，也存在顯著的城鄉“二元化”。
經濟、社會、政治、財政支出的諸多待遇，最終使得農村人口缺少獲得可覆蓋率高、可及性強的公共服務。城鄉差距已經成為中國發展面臨的一大挑戰，也是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和促進社會進步的最大體制性障礙。
本屆政府在《“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明確提高“三農”支出占整個支出的比重，這是一個帶有歷史符號的根本改變。
我們正處在從過去歧視農業變為重視農業，從過去歧視農民變為重視農民，從過去歧視農村變為重視農村的歷史轉折點。這是中國邁入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趙黎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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