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一面小鏡子。這面鏡子能照見什么，看鏡子的人又能看出些什么、想到些什么。這是見仁見智的。比如高房價與高地價問題，就是如此。

　　先來講一段歷史。

　　1844年11月，在現在的上海南京路，當時還是一片農田。剛剛入滬不久的英資義記洋行打算在這里發展。他們從農民吳襄等人手上租到了一塊地。這塊地在當時的租價是每畝42兩銀子。但是到1869年，同樣是這塊地，工部局給出的估價是每畝6000兩。同樣一塊地，25年漲了143倍。厲害不厲害？

　　再來看另一條記載。

　　據美國人羅茲·墨菲在《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一書中所敘，“1852年，租界內的地皮平均每英畝售價是50英鎊，到1862年平均每英畝售價為一萬英鎊。”也就是說10年間漲了200倍。厲不厲害？

　　而據另一位中國學者研究，在上海第一次股災來臨之前的1882年，位于現在南京路附近的地價是每畝4309兩，比1880年的每畝2541兩，上漲了69.6%。這么兇的漲法，見到過嗎？

　　由于炒地皮、炒房子能發大財，一百多年前，許多人“都趕著蓋房子……有錢的商人把他們的資金都投在造房子上，沒有錢的人借錢造房子。職員、買辦、郵差、傭人，所有的人都投身這個投資事業里去，并且都從中賺了錢”。這是《上海法租界史》一書中描述的情況。

　　那么，炒房子、炒地皮的結果如何呢？歷史地看，它的兩面性是非常明顯的。一是能夠讓一個地方迅速崛起，對一方經濟有極大的促進作用。這一點不能不看到；二是相對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在冒險的同時，也危機四伏。

　　比如，有“遠東首富”之稱的哈同，早年流浪在巴格達貧民窟，后來漂移到上海攢了一小筆錢。1884年中法戰爭讓他逮到了機會。他投機房地產成功，一舉暴富。而另一個人就沒這么幸運了，他就是曾做過招商局二把手的徐潤。因為挪用公款炒股、炒房，他被革職還款，金額高達16萬兩銀子。

　　撇開那些個人傳奇不談，僅從一個地區的發展看，炒地炒房或許是一個地區迅速崛起時難免的宿命。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后也然。比如，迪拜的情況就是這樣。

　　問題在于，怎么拿捏分寸，處理好老百姓的利益，特別是原住地居民在生活、學習、就業、醫療、養老等方面的利益，怎么給以妥善保障。這才是各地方頭頭要做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