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飆

　　從去年七月孫丹勇因工作差錯不堪壓力而從宿舍樓上跳下身亡以來，富士康廠區內接連發生了多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其中5起密集的發生于3月11日至4月7日的短短28天內；盡管迄今未發現富士康存在過錯和應負法律責任的證據，但輿論已開始質疑這些悲劇是否與它的工作壓力和管理方式有關。

　　最令人驚訝的是，富士康自殺事件在時間分布上的密集，自殺方式的一致，自殺者年齡的相仿。這讓人懷疑，自殺具備“維特效應”的全部特征，從孫丹勇事件被密集深度道和廣泛討論后，后續自殺事件以192天、54天、12天、8天和1天的間隔魚貫而至，構成了一個不斷加速的“維特鏈”。

　　歌德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發行并迅速流行之后，許多為情所困的青年讀者模仿主人公維特自殺殉情；后來，社會心理學家發現這種模仿性自殺廣泛存在，并占據了自殺案件的很大比例，模仿的對象有社會名人、轟動性事件的主角、和同社區內社會角色類似的人。

　　維特效應生動的展示了，人在多數時候并不是依有意識的理性思考和深思熟慮的計劃而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們更多的依靠本能、習慣、傳統、宗教和對前輩的模仿來行事；當他們面臨困境，而這些常規指導源都無法告訴他們該怎么做時，便會陷入極度的不安與無助，此時，若身邊處境類似的人選擇了自殺，他們很可能接受這個簡單而容易的答案。

　　甚至在自殺方式上，他們也懶得去考慮，而簡單的模仿了事，這一點，從自殺方式的文化差異中可以看出，各國都有一兩種主流自殺方式，各不相同。比如1998年金融危機后燒炭自殺在香港的流行，這次金融危機后，殺死家人后自殺的案件，也一度在美國密集發生；更詭異的是，研究發現，許多重大交通事故過后，就有人會以制造交通意外的隱秘方式自殺。

　　人的模仿傾向表現在生活每個環節，模仿性自殺只是因其悲劇性特別引人關注，模仿性犯罪和模仿性行善都很普遍；研究發現，在交通路口，一位司機闖紅燈會大幅提高其他司機闖紅燈的幾率，這一現象即便在素以遵守規則著稱的社會也同樣顯著。

　　一個人選擇自殺的目的，不僅是結束自己生命，通常，這是他展示給社會的一個姿態，是對身邊人的一次喊話，要以最強烈的聲音發出最后一條信息：我為你可付出這樣的代價；瞧你把我逼到了這里；瞧你把一切都毀了；我很歉疚；我是無辜的；我已拼盡全力了；我并不如你想的那么無恥，等等。

　　這些信息，原本或許可以用其他方式表達，但許多人從來沒有學會，當他們看到別人用自殺來喊出同樣淤積于胸的那句話，并且看上去都被聽懂了時，他們認為自己終于學到了；而這里，正是心理輔導可以起作用的地方，也是富士康這樣的勞動密集型大企業需要改進的地方；如果能幫助年輕人學會如何喊出這些話，如果能創造出讓他們有機會喊話的場合與情境，許多自殺是可以避免的。

　　我們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很少給孩子練習這種表達的機會，家長老師常常迫不及待抓住孩子的抱怨流露，作為負面評價的證據，他們失去了傾聽的習慣和能力。而在很大程度上，企業管理層繼承了家長的這些特征，在許多企業的文化中，直言者是傻瓜，抱怨者成了出頭鳥，批評是忠誠的反面證據，暢所欲言的號召只是引蛇出洞的計謀；孫丹勇因丟失樣機而自殺，固然與其個性有關，但在他痛苦絕望的幾天中，富士康管理層顯然沒有讓他看到事情將得到公正解決的希望。

　　從零星傳聞中，我們看到了追查和嚴控的努力，但看不到聽取陳述和申辯、在無罪推定的前提下一起分析各種可能性、共同商討解決方案的任何跡象，顯然富士康不存在這樣的機制，在那幾天里，聽憑孫丹勇孤獨的在黑暗和恐懼中等待命運的裁決。

　　實際上，從企業角度看，單純依靠嚴厲和高壓，自上而下的推行制度規則，并非建立質量和安全控制體系的最佳方法；高壓和賞罰可讓人謹慎，但也會激勵犯錯者隱瞞信息，當缺乏公正可信的申辯、聽證和裁決機制時，隱瞞和推諉常常是最佳選擇；在這種情況下，管理者的信息來源變得十分狹窄，信息質量也靠不住，而質量和安全控制卻高度依賴信息的可得性。

　　對于大企業，每次非正常死亡都可能成為新聞事件，即便是孤立的多次死亡也會被描述為相關事件，這兩點都會放大維特效應，從而在短期內造成連串自殺；這不僅有損于企業的公眾形象，也會給員工帶來心理陰影，降低他們在企業中獲得的福利感受；該花點力氣認真對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