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沃爾夫岡·克萊門特

　　8月初中國的一些新聞，讓歐洲人起初有些迷惑。中國GDP超過8%的增長率讓我們興奮，這對急需來自遙遠東方的訂單的西方工業國家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信號。但也有來自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壞消息：盡管中國有著6000億美元的公共投資計劃，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仍然不容樂觀，提供新工作崗位的壓力也大于從前。過完春節后返城的7000萬農民工一直在尋找工作，跟那些新來的1000萬農民兄弟一樣。

　　與西歐相比，中國的高GDP增長率和高失業率并存的問題比較嚴重。該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城鄉二元結構，近年來，中國東部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更惡化了問題。根據政府計劃，勞動密集型產業會越來越不那么重要。

　　如今，生產行業和服務行業的技術含量都很高。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迫切需要一些高素質、創造型的工人。非熟練工人面臨正在上升的失業率，企業又找不到適合的工人，如何平衡這對矛盾，中國不妨借鑒歐洲的經驗。政府不能將勞動力市場政策與難安置的失業人員，特別是所謂的長期失業人員問題割裂開來，我認為國家應該鼓勵政府與私營職介所加大雙向互動的合作。

　　近些年來，法國政府委任了多家大型職介所去安置法國相當數量的長期失業人員。其目的非常明顯：法國勞動部認為私營服務提供者對市場有更深的了解，所以他們更有可能將待安置人員安排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在公私合作增加就業的努力過程中，政府的角色有了轉變，正在從公共服務的獨家提供者轉變為組織者、協調者和控制者。過去的10年內，基于分擔風險以及共享信息等互利目的，政府勞動部門開始學習私有職介所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同時歐洲的一些私營職介所也開始完善失業人員再培訓的工作。

　　私營職介所能夠對市場做出迅速的反應，能夠正確估量工人的價值并迅速將其安排在正確的位置。不過，私有職介所往往有濃厚的商業色彩，其本質上是幫助那些短期失業人員重新找到工作，對于那些長期失業人員或者非熟練工人則并不熱衷。但長期失業人員是勞動力市場的一部分，為了社會穩定，通過公私合作來改善長期失業人員的技能是非常必要的。

　　英國和澳大利亞是最早開始引進公共私營伙伴關系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國家之一。1997年，英國在歐洲第一個允許私人職介所參與就業安置業務；1998年，澳大利亞將政府部門的一部分就業服務外包給私有職介所。荷蘭和德國也進行了類似的改革。

　　英國：1997年，為了加速社會福利和政府勞動部門的共同改革并設立新的標準，布萊爾新勞動法(Tony Blair's New Labour)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布萊爾政府將失業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地區劃分為15個“職業區域”，通過政府招標，在這些區域內，私營職介所有權作為供應商用自己的方法和設備來進行培訓和安置工作。這種勞動力市場價值100億英鎊——相當于政府就業安置計劃預算的1/4。

　　澳大利亞：1998年5月，澳大利亞將大部分的崗位安置管理服務轉移到Employment Nationa的福利部(Centerlink)。Centerlink管理失業救濟金，收集求職者簡歷并將他們推薦給相關機構。2003年，在長期失業人群中，澳大利亞政府引入了主動參與模式，這一模式讓政府從就業安置服務的提供者轉變為買方。澳大利亞的失業率由1995年的8.5%下降到2007年的5.1%。

　　荷蘭：2002年，為了幫助那些半年內還難以找到工作的人們，荷蘭政府將一部分就業服務轉給了私營職介所。這種結構很大程度上類似于澳大利亞模式，但為失業人員考慮得更多。政府將一些競爭性強的就業服務交給私營職介所負責，而政府職介所主要承擔責任的是那些市場失靈的服務，尤其是評價申請失業救濟金。

　　德國：從2003年開始，德國政府對勞動力市場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形成了更具活力的就業政策和強調共同責任的原則。為了減少以后的培訓計劃支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政府將重點放在與成本/效益分析相結合的積極勞動力市場計劃上，實踐證明，臨時就業服務的私有化是成功的。

　　只要采取了公私合作的國家，就能夠看到勞動力市場不斷減少的失業率。近些年，歐盟、經合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都鼓勵各國實施類似的改革。雖然不能夠完全根絕失業，但公私合作不失為一個快速有效地緩解勞動市場問題的辦法，能夠提高所有參與者的就業率。這當然值得一試，在中國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