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龔偉同

　　秦始皇君臨天下之后喜歡到處視察。有一次，他帶著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到會稽一游。當時項羽和他叔叔項梁也去看熱鬧。正值二十郎當歲的項羽沒有像一般人那樣被王霸之氣震得兩股戰戰，而是來了一句：“那家伙我可以取而代之！”唬得他叔叔趕緊捂住他的嘴：“噓！別瞎說！那可是要滅九族的！”

　　當是時，大一統的封建集權已然形成，維護王朝的大秦鐵騎天下無敵，正因如此，秦始皇癡癡地幻想著其子孫能世世代代都貴為天子。然而，即使是在這樣一個一句話便可能招來滅族大禍的年代，統治的合法性依然很脆弱。在秦帝國遼闊的疆域內，像項羽這樣敢于蔑視秦始皇權威的絕不止一個。陳勝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其實也是對現有秩序的暗中挑戰。至于劉邦，在看到秦始皇之后一聲長嘆——“哎，大丈夫就得這么著！”與其說是羨慕毋寧說是野心。那個看似銅墻鐵壁、固若金湯的王朝在始皇帝入駐地宮之前，就已埋下了反叛的種子。

　　漫長的中國歷史，統治者們總以種種方式向被統治者證明或灌輸其統治的合法性，不論統治權的獲得是通過繼承、篡奪、叛亂還是入侵的方式。然而，即便是高度的思想控制加上強大的國家機器都無法掩蓋統治合法性的脆弱，這一點從多如牛毛的農民起義中便可得到證實。我們說資本主義比封建社會文明程度更高，一個重要體現就是資本主義以民選的方式賦予了統治的合法性，并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政權的非暴力轉換問題。

　　無數的歷史告訴我們，不論是哪種政體，統治的合法性都是與政治清明度成正比的。從功利主義的角度講，一個能有效管理且其管理為大多數被統治者所接受的政權具有更強的統治合法性，這也正是為什么中國正統思想不遺余力地宣揚民心向背的原因所在。統治合法性的削弱始于被統治者的懷疑，這種懷疑又往往源自基層管理的失效與無能。基層管理體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廣大被統治者看來，基層政權才是最實實在在的政府，正如那句老掉牙的話所說的，縣官不如現管。因此，一旦對基層管理合法性的懷疑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消除，這種懷疑就會不斷蔓延，最終可能會導致整個社會動蕩不安。

　　我老家在廣西農村。自從當地電話普及后，老家人便時不時會給我這個身居京城的人反映一些我也感到無能為力的事情。比如，早在近20年前，公路局要擴建公路，擴建自然涉及征地問題。鄰村人有關系，得到的補償就多，而我們村沒有“當大官”的，給的補償就低。農民不服氣，拒絕同意征地。公路局便以拖待變，在路兩旁種上速生桉樹。這種樹長得快，根系非常發達，一旦成活就會與周圍的農作物搶奪養分，結果可想而知，路旁的農田只要稍靠近公路，產量就會明顯受影響甚至形同失收。農民向當地政府反映多年，卻一直未得到解決。對于那些樹，他們還不能砍。于是，20年來他們就只能生氣著，罵著，束手無策。

　　最近，某條高速鐵路要在老家通過，在征地問題上又出現周折。農民提的要求不高：拿出文件來，按國家政策辦事，只要符合國家政策，按國家規定的標準給予合理補償，絕對簽字同意。奇怪的是，這樣一個合情合理的要求竟然得不到滿足。明眼人一看就很清楚就里。

　　當很多類似的“小事”經年累積疊加之后，農民對當地政府已經失去最起碼的信任。這其實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為不信任感會惡化為對統治合法性的懷疑，而許多所謂“群體性事件”就與這種懷疑不無關系。孟連事件以及最近發生的石首事件就頗具代表性。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這些只是個案”甚至“只是劣民暴行”的認識上，從而任由對統治合法性的懷疑不斷蔓延擴散，那么或許在若干年之后我們的社會將不得不自食其果。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寫到：“市民社會轉為文明之日，即政治社會墮入野蠻之時。”當市民社會的文明與政治社會的野蠻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無法調和時，政權更換便會以疾風驟雨的方式進行。多少年，中國人耐心地忍受著苦難，認為那是不可避免的。經過幾十年的改革與開放，尤其是互聯網和通訊革命彌合了信息鴻溝之后，市民社會文明已得到充分發展，平等、法治、自由等原則被公開宣揚。獲得部分解放的人們，從精神的順從中逐漸脫出，對于殘存的那些禁錮和不公會感到難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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