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圖存的夢想和追求，覆蓋過民主科學的夢想與追求。90年后的今天，讓我們重新續上趙家樓前青年們毅然放下的薪火

　　□文 高昱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但除了5月4日變成為中國青年人特設的節日，我們為什么要紀念“五四”運動，“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在90年后的今天“五四”還留下什么熠熠生輝的遺產？這些設問，怕是早已遠離我們繁亂操切的大腦。

　　從政府管制的角度講，1919年5月4日這一天發生的是一場示威游行和隨之而至的一場騷亂：因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數千名北平學生齊聚天安門表示抗議，繼而先是游行至東交民巷使館區請愿，其后隊伍高喊懲辦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名親日派政府高官的口號，沖進4年前參與對日交涉二十一條的曹汝霖位于趙家樓的宅院，痛打了正在曹家的駐日公使章宗祥，砸爛了這位交通總長家里的瓶瓶罐罐，在縱火時遭到警察鎮壓。“五四”的沖突迅速蔓延為全國性罷課、罷工、罷市，北洋政府被迫釋放被捕學生，并滿足學生部分要求。當時的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認為這次成功的學生運動意義首先在于其“直接行動”精神，毛澤東也將“五四”運動看做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分水嶺，有識之士因此不僅局限于理論上的探索，而更多地關注中國的現實社會，讓一大批愛國青年覺醒和團結起來，成為下一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骨干和領導核心。

　　但不得不說，這次注定被符號化的愛國運動，帶來的是一場你死我活式的苦澀的革命——“直接行動”起來的青年們分成兩個對立陣營，開始了長達30年的殊死對撞。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運動卻吹響了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的終結號。

　　國人對新文化運動從無異議，即“主將”所言，對民主與科學的夢想和追求。思想解放呈現出的百花齊放，從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可見一斑，拖辮子的辜鴻銘，力推袁世凱稱帝的劉師培，一生質疑主義的胡適，左派激進如李大釗、陳獨秀，舊派文人如黃侃、姚仲實，同時登臺教授，“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但是“五四”運動將這場思想解放和文化啟蒙變成了政治革命，如同李敖20年前寫就的一篇紀念文章所言，“五四”帶來的排山倒海，“使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都紛紛忍不住了，紛紛忘了他們真正的深遠的使命了，他們不怕‘任重’，但卻有點嫌‘道遠’了。最后，他們終于暴露了狂熱的本質，選擇了求近功的反應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靜下心來研究問題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頭，投身到黨派的陣營里”。

　　這絕不奇怪。嚴酷的內憂外患，讓大部分精英人物或主動或被動地認識到，先文化啟蒙和個性自由，再從思想集市中以多數決的民主，選擇政治革命救中國，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救亡圖存的夢想和追求，覆蓋了民主科學的夢想與追求，起而行之，成為青年們的熱血選擇。如果說這是歷史逼仄下的必然，那么青年們和沉默的大多數以熱血之軀買來的教訓，必要換回今天的進步。經過幾代人的不懈與代價，中國終于獲得了和平崛起的機遇，那么，90年前被迫拋卻的那部分夢想與追求，該是到了彰揚踐行的時候了。

　　“我，站在這里，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讓我們重新續上趙家樓前青年們毅然放下的薪火。

　　那是2000年前孟子所言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那是100年前陳寅格座銘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那是30年前北島寫下的“我-不-相-信”，那是20年前羅大佑響徹的“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我們該反抗的不僅是封建與專制，更是傳統的吃人與信仰的暴力——傳統與信仰并非貶義詞，但數不清的殘酷早已證明，人都有著無比頑固的皈依沖動，即使那些總是以叛逆形象出現的青年運動，何嘗不是身陷高破壞性的集體狂歡而不可知？

　　10年前的5月9日，我告訴自己以一個新聞報道的記者身份，來到抗議南聯盟使館被炸的游行現場，然而很快便置身于涌向美國大使館的隊列之中，面前是勉力阻攔的武警戰士，左右和身后是群情激奮高呼口號的學生。一個小時后人群散去，我才發現褲兜里的第一部手機不翼而飛。10年后的今天，將這段歷史大事件中的蕞爾個人史見諸文字，不僅僅是一種對集體記憶的抗拒，我更希望讓那些大義之詞在陽光下褪去過于濃烈的色彩。自1919年5月4日以來曾經遮擋的天空，有著過往和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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