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飛

　　調查顯示，多數農民工春節后不愿意留在村里生活，其中59.3%的人選擇繼續回城市打工，13.2%的人決定在家里呆一段時間看形勢，7%的人決定自己在家里找份工作，選擇種地的、在家創業的、合伙創業的、學門技術再出去的總計占17.7%。這一調查雖然沒有細化到59.3%的返城農民工是不是春節前已失業者，但這一部分農民工返城后找工作難應是不容置疑的現實問題。而較多返城農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狀況，則凸顯了加快組建農民工工會的必要性和緊迫性。（2月16《新京報》）

　　多數農民工即使難以找到工作也要進城，一來他們已經習慣了在城市打工的生活，長期呆在農村反倒難以適應；二來返回農業領域很難增收，農業比較效益低的現實并未改變；三來多數80后農民工一走上社會就在城市打工，他們“本來”就不是農民；四來返鄉創業畢竟不是多數農民工能夠做到的，打工畢竟比自己當老板容易得多。所以，農民工返城的意愿和行為必須受到尊重，這應當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出發點。

　　很明顯，一大批農民工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更加需要讓他們組織起來。

　　第一，讓處于散兵游勇狀態的農民工組織起來，有利于農民工了解搜集就業信息，通過農民工工會組織的幫助，讓失業農民工盡快找到工作。

　　第二，有利于農民工輸出地和輸入地政府有關部門有針對性地進行農民工合作培訓�，F階段許多農民工輸出地政府也在組織農民工培訓，但往往因為這樣的培訓很難有什么明確針對性，農民工不愿意參加培訓。而輸入地政府往往又難以把本地企業需要的農民工組織起來進行培訓。如果有了農民工工會組織，應當會極大地提高政府培訓資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不僅可以讓農民工得到應有的實惠，也能提高城市政府公共服務質量。

　　第三，有利于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大多數城市的勞動力后備軍隊伍進一步擴大，有的人就把這樣一種狀況看作是壓縮勞動者權利的“契機”。如果有了農民工工會組織，這些對農民工“趁火打劫”的行為就有可能得到有效遏制。同時，通過農民工工會有組織談判，應該也有助于讓農民工工資水平不至于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有所下降。

　　第四，有利于在發生勞資糾紛或者其他群體性事件時，依法、有序、穩妥地加以處理。近些年在一些地方發生勞資糾紛或其他群體性事件的時候，往往因為事件參與者處于無組織狀態，而使利益相關者合理合法的訴求被某些失控的非理性情緒和破壞性的行動所挾持，從而既陷利益相關者于被動不利境地，不利于問題的合理有效解決，也可能使小事演變成為影響惡劣的破壞性事件。在較多農民工因失業滯留城市而影響城市的穩定、發生群體性事件的可能性上升的情況下，加快組建農民工工會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已經進一步凸顯出來。

　　考慮到失業中的農民工按照職業、行業組建農民工工會比較困難，筆者建議按照組建同鄉工會的方式組建農民工工會，這樣操作應當比較容易一些。比如說，讓從某省某縣來到北京的農民工組織工會，即可由這個縣的工會組織派人到北京來，在北京市工會組織的協調幫助下，協助農民工組建農民工工會。這樣的話，農民工工會可以在輸出地和輸入地工會組織的雙重領導下，有領導、有組織地開展活動，讓農民工的利益得到保障，也讓農民工輸入地政府能夠有效地進行管理，從而形成互利雙贏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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