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企業的高管，一個人的貢獻不能代替一個群體的努力，過分強調個人的貢獻而無視一個群體的努力，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有違道義。

　　12月24日《每日經濟新聞》報道，經濟不景氣，金融高管年薪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日前有消息稱“銀監會一直在研究銀行高管降薪問題”，并提出年薪上限參考為150萬元，但這一消息尚未得到銀監會正面回應。有銀行高管認為，限制薪酬恐怕很難落實成具體規定，商業銀行作為上市公司，決定權掌握在董事會而不是銀監會，但降薪是眼下不可避免的趨勢。

　　這位銀行高管的說法未嘗沒有道理，這是因為，一方面高管年薪的決定權確實不掌握在銀監會手中，過分干涉有越權之嫌；另一方面各家銀行高管的薪酬有不小的差距，有的小銀行高管的年薪尚不到150萬元，硬性規定也許不太合適。但是，金融高管年薪難以有統一的標準，不應該成為阻礙高管降薪的理由，在金融危機背景下，高管薪酬不應只有標準的考量，更應該有道義的審視。

　　2002年，國企高管薪酬制度在與國際接軌的動議中起步，并且逐年上漲，一些高管的年薪到了讓人瞠目的程度。但我們看到，今年，西方許多企業高管的薪酬開始下降，比如華爾街大多數高管今年的獎金將降低70%，英國部分企業高管表示完全放棄今年的獎金，德國德意志銀行前10位高管將放棄本年度獎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高管與國際接軌不應該有選擇性，漲薪的時候接軌，降薪的時候就拿“國情”說事。這樣做，顯然有違道義。

　　而具體到企業內部來看，不說高管與普通職工收入差距巨大，單就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雖然降薪尚未波及一些國企的普通員工，但共度時艱已經成為當下的一種共識，普通職工承擔著“通過降薪減少裁員、保障就業”的無形壓力，高管們也應分擔壓力。當然，一些高管或許會像平安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馬明哲那樣說，“我的貢獻和表現對得起這份薪酬”，但是，一個人的貢獻不能代替一個群體的努力，過分強調個人的貢獻而無視一個群體的努力，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有違道義。

　　其實，能否出臺一個統一的高管薪酬標準或許并不非常重要，重要的是高管在享有權利的同時應該承擔必要的責任道義。薪酬標準未必能夠真正剛性起來，比如一些高管還享受隱性福利和職務消費，就是有薪酬標準，恐怕也很難成為一個絕對標準。

　　正如世界銀行副行長法耶澤爾·喬杜里指出的，有一些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已經高到了不道德的程度，有時從個人對企業貢獻的角度來說，可能不值這些錢。所以，在高管薪酬標準之外，還應該有道義的考量，而道義作為公眾心目中的一個標準，比那個看得見的薪酬標準，雖然表面更柔性但實質上卻更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