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中國經濟增長宿命的

　　在大舉增加投資的同時，增加了更多的有關社會保障和民生的內容。

　　中央最近的舉措中讓我們看到了改變經濟增長模式新的亮點。

　　特約評論員/何仁

　　“過山車”、“大拐彎”、“大起大落”……從年初的防止經濟過熱到下半年經濟的陡然下滑,用什么樣的形容詞來描述2008年中國社會經濟，都難以準確表達這種復雜的變化與人們內心的感受。

　　但不管怎么說，任何偶然性事件的背后都有著必然性的聯系。如同突如其來的汶川大地震，之所以讓我們覺得突然，是因為我們感覺不到它的存在，而對于一直處于沖撞中的印度洋板塊和亞歐板塊來說，這只不過是其千百年來聚集能量的一次釋放，毫無偶然性可言。

　　兩個周期相遇，三駕馬車受阻

　　就2008年下半年風云突變的中國經濟形勢來說，這其中既有國際經濟周期的問題，也有中國經濟自身的周期問題。而這兩種周期的疊加，使得種種問題突顯。由于中國目前還處于經濟轉型期，其經濟周期的表現相對比較復雜。一方面是從計劃經濟遺留下來行政主導型的經濟周期性;一方面是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主導型的經濟周期性。

　　建國近60年來,從1953年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 開始,中國經濟就開始了自己的周期性增長，到1958年達到一個高點，而后經濟下行;六十年代初進入恢復增長期，中間有“文革”特殊因素間隔10年。改革開放后的1978年達到的11.7%一個高點，再到1984年形成的第二個高點15.2%；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后經濟再次啟動，當年經濟增長率達14.2%； 1994年后開始下行，2002年后再次進入高速增長期，到2007年形成第四個高點達11.4%。即使沒有美國的金融風暴，中國經濟也將進入一個調整周期。但“巧合”的是，中國自身的周期性調整(從2007年下半年國家開始“雙防”)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下行周期不期而遇(二戰后第9個周期)，所以人們感覺經濟下滑得比較猛烈。這主要是兩方面沖擊，一是國內投資放緩(國內周期)，二是出口下降(國際周期)。拉動中國經濟的三個引擎(出口、投資、消費)中，同時有兩個熄火。這是此次金融風暴中中國經濟遇到的比較獨特的問題。

　　中國式周期，硬幣的兩面

　　在中國經濟周期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問題。一個因素是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基本上不存在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是政府主導的投資。由政府計劃部門判斷可能存在的需求市場，再決定投資的方向和力度。另一個因素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遇到的最迫切的問題就是資金、技術、先進設備的匱乏。而當時中國的外匯儲備奇缺。所以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國開始大力引進外資，發展“大進大出，三來一補”的外向型經濟，積攢外匯用于購買先進的技術和設備。而當初這種“政府主導”和“外匯饑渴”的歷史原因卻形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路徑依賴。這種路徑依賴最終形成中國目前這種特殊的經濟增長模式，即政府主導，投資拉動，出口拉動，但消費不足。

　　這種增長模式的優點是見效快，力度大，短期效果明顯。但其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就是投資占GDP的比重居高不下，政府部門占用資源過多，行政性的壟斷難以避免。而且這種增長模式與地方政府領導的任期制密切相關。每一任新領導上臺后都要大搞工程建設以提升經濟，而每遇到經濟下行期，政府都會以大搞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

　　這種增長方式在改革開放初期階段是很有效的，就是在整個社會的基礎設施普遍不足的情況下，這種手段既可以拉動經濟，又可以彌補基礎設施之不足。但當基礎建設和生產項目達到一定程度后，就會出現投資邊際效益遞減、產能過剩的問題等。諸如很多地方出現高速公路跑的車很少，機場虧損甚至關閉，港口貨運量不夠等問題。所以，中國經濟周期特性就是繁榮期時能源緊張，大宗原材料價格上漲，通貨膨脹壓力加大;衰退期時生產能力過剩，消費意愿普遍不足。而每一次經濟高潮過后都會出現大量的不良資產，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的“三角債”，九十年代后期銀行大量的呆壞帳。在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日益顯現出經濟增長的質量不高又缺乏可持續性的弊端。

　　內需不振，功過外向型發展模式

　　因此，如何走出這種“宿命的怪圈”就成了我們無法回避的課題。在目前情況下，啟動內需顯現出了特別的必要性和迫近性。內需分兩個層次，一是投資內需，二是消費內需。中國一直是投資內需有余，消費內需不足。投資內需有余，主要因為各級政府一直都有投資沖動;消費內需不足是因為消費者的消費意愿不強和消費能力不足。而消費意愿不強的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社會保障不足抑制了人們的消費意愿。現在有人將住房、醫療、教育比喻為“新的三座大山”。二是貧富差距拉大使消費結構不平衡。如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場，但一些基本的生活消費指標還沒有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如世界人均年消費牛奶是100公斤，發達國家是200公斤以上，而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消費奶不到30公斤，農村年人均消費不到10公斤。三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增長長期低于經濟增長。特別是職工工資收入長期徘徊。據統計，從1998年到2003年，我國國民收入中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14%下降到49.62%，下降了3.52個百分點。而美國勞動報酬收入占GDP的比重是70%，一般國家則是在54%～65%之間。

　　這樣，在我國就出現了一種怪現象：一方面是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是多數人感受不到經濟增長的好處。據報道，全國總工會2005年曾在10個省對1000家不同所有制企業的10000名職工做過一項調查，發現有81.8%的職工工資低于社會平均工資，有34.2%的職工工資只有社會平均工資的一半，甚至還有12.7%的職工工資低于最低工資標準。而這一比例比上一個三年均有增加。另有財貿、輕工、煙草三個行業工會對天津等5個城市調查后發現，有90%的職工工資三年來分文未漲。

　　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投資率居高不下，加上分配方式的不合理。最終使國內龐大的消費市場啟而不動。而多年來持續投資形成的巨大生產能力則只能依靠國際市場來消化。這與改革初期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初衷有了完全不同的內涵。中國現在之所以成為全球經濟產業鏈中最低端的加工制造中心與這種增長模式不無關系。

　　按一般國際經驗，一國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后就算進入了消費快速增長期。2007年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2456美元。但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卻不到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8個百分點。

　　強化社會保障，芝麻能否開門？

　　如今，2008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下滑趨勢更加明顯。內外兩個經濟周期相碰撞，雖然增加了解決問題的復雜性，但從中央最近的舉措中也讓我們看到了改變經濟增長模式新的亮點。主要是在大舉增加投資的同時，在投資項目中增加了更多的有關社會保障和民生的內容。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對城鎮居民和職工是實行“低工資，高福利”政策。在改革初期，這一政策仍然延續。所以在整個八十年代，在職工工資大幅增長的情況下，居民的消費傾向十分高漲，1978-1988年職工工資總額由568.9億元增加到2316.2億元，10年增長3.1倍，年均遞增15%。這一時期居民的消費也快速實現了“老三大件”到“新三大件”的升級。但從1989-1998年以后，這一情況有所改變，這10年職工工資總額年均僅增長2.6倍，遞增13.5%，比前10年增幅回落1.5個百分點。特別是九十年代中期后，職工的醫療、住房制度開始市場化方向改革，特別是國家對社會保障方面投入明顯減少，加上大批國有企業破產、改制，居民消費意愿普遍下降。而社會保障和福利的投入與居民的消費呈明顯的正相關性。

　　據世界經濟年鑒統計，1992-1995年間，西方福利國家最終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構成中所占比重明顯高于社會保障程度較低的國家。除美國以外，英國和瑞典最終消費(政府消費＋私人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構成中所占比重平均達80%以上，德國和法國在75%以上，而我國不到50%。

　　因此，盡管這次國家應對此次經濟周期的措施仍然是大舉投資，但從投資方向和結構上看，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如果這些舉措能夠得到正面響應的話，有理由相信，我們在此次金融風暴中將能夠把危機變成轉機。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逐步從投資拉動型轉變為消費推動型，從出口拉動轉為內需拉動，從而改善一二三產業的結構比例，促進產業的升級和企業的升級，為解決長期困擾中國社會經濟的二元經濟問題、兩極分化問題、消費不足問題等等尋找到新的路徑，最終能擺脫困擾中國經濟增長周期性的怪圈，為實現經濟良性循環找到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