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內需永遠是發展經濟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一項基本國策。但如果不是停留在字面理解，而是深入到擴大內需的具體內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中國有著13億人口，提高居民消費需求是擴大內需的一項基本內容。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實踐中，提高居民消費需求的直接政策措施主要有二：一是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由此，推進居民的消費支出增加；二是降低儲蓄存款利率，促使城鄉居民的一部分存款資金轉化為消費資金。從后一項措施來看，不論是1990年以后的降低存款利率還是1996-2002年間的持續8次下調存款利率，均沒有對推進城鄉居民消費起到多少作用，相反，在這些時間內，居民儲蓄存款呈快速增加趨勢。從1988年的80.0%下落至2006年的72.6%，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狀況，鑒此，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是必須的。但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只是為提高居民消費水平提供了條件，還不是居民消費水平本身。城鄉居民的消費可分為吃、穿、用、住、行、學等6個方面，在收入水平提高過程中，需要著力提高城鄉居民的哪些消費從而對提高他們的消費水平和擴大內需具有實質意義？

　　首先，1978-2006年間的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走勢情況反映了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吃”在各種消費中所占比重的降低趨勢。食品類的需求彈性是比較低的，且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呈下落走勢，這決定了，雖然就絕對值而言，在人口增長背景下，隨著居民消費的食品質量提高和品種增加，也還有消費增長的空間，但要依此有效拉動消費需求，不僅難度很大，而且潛力相當有限。

　　其次，從“穿”和“用”來看，從1990-2006年間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中“衣著”和“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所占比重的變動情況不難看出，在10多年時間內，二者均呈下行走勢，其中，“衣著”所占比重從1993年的14.24%下落到2006年的10.37%，“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所占比重從1990年的10.14%下落到2006年的5.73%。這兩項的下落幅度雖不如“吃”大，且某些年份還可能呈現暫時性提高，但收入水平提高過程中，居民在這兩項上的支出比重趨勢是減弱的，因此，要通過提高居民在“穿”和“用”上的消費性支出比重來對沖由減少外貿順差所引致的負面影響，雖有一定余地，但比較困難，也缺乏足夠的潛力。需要指出的是，城鄉居民在“衣著”和“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方面的支出增長，不僅取決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取決于他們的文化教育程度、居住環境和醫療保健狀況等一系列條件的改善，因此，提高收入水平雖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反映了當年城鄉居民購入的用于生活消費和社會集團購入的用于公共消費的各種消費品的指標。在1990-2006年的16年間，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在大多數年份都高于GDP增長率，即便是扣除了CPI上漲因素后，這一狀況也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高于GDP增長率，意味著在當年創造的GDP中用于消費的部分增加了，由此，消費率占GDP的比重應當呈上升走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等于GDP增長率，意味著在當年創造的GDP中用于消費的比重不變，由此，消費占GDP的比重也應不變。但情形并非如此。且不說90年代中期，就說2000年以后的7年間，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扣除CPI上漲因素）的增長率有4年是明顯高于GDP增長率的。

　　一些人將此歸結于收入分配差距。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存在“窮的越窮”現象，確有“富的越富”情形，因此中國經濟中存在的是，在共同富裕過程中富裕程度差別擴大的現象。但這絕不意味著，低收入群體的生活在30年中持續惡化以至于比改革開放前更差了。低收入和低保群體的存在，決定了需要采取收入分配政策、推進社會公平分配，給這些家庭及個人以經濟上的支持。在經濟生活中，社會每個群體都根據自己的可預期收入水平習慣性地展開消費，雖然就單個家庭（或個人）而言有可能在幾個月內突然調整消費習慣，但就一個消費階層而言，這種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由此，即便是突然給了低收入和低保家庭一筆數額較大（如1萬元）的額外補貼資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也將選擇把這些資金以某種方式（如存款、購買國債等）存起來，從直接關系上看，這對拉動他們的消費需求并無多大效應。這兩個機理決定了，要通過提高低收入和低保群體的收入水平，促進他們在“吃、穿、用”等方面的消費能力來拉動內需，是一個需要花較長時間的過程。在建設和諧社會中，提高低收入和低保群體的生活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可偏廢的。但將其作為減少外貿順差的對應之策，卻是不現實的。理由是，如果真要大幅減少外貿順差，只需采取取消出口退稅、實行出口關稅、出口配額和弱化出口信貸等政策，在3個月左右就將明顯見效，但由此引致的外貿企業產品內銷困難不是在這一時間內通過提高低收入和低保群體的收入（從而刺激他們消費）所能對沖的，且不說這些外貿企業的產品結構與低收入和低保群體的消費結構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