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的家庭在土改中被劃為中農，家人擅長作倒販牲畜生意。本人小時讀過幾年《四書》，合作化后當過多年公社、生產隊會計和生產隊長，善于理財經商，懂得國家的財政、稅收政策。他有一句名言:“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他和他的創業者，采取原始積累辦法，一方面以最低價格進原料、以最低的勞務費加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避稅、逃稅，從而實現了低投入高產出。

　　1987年大邱莊工業產值達到2億元，稅后純收入4000萬元，分別比上一年翻了一番，1988年計劃產值達到5億元，純收入達到8000萬元。連年翻番的高速發展，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重視。1988年5月21日，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來大邱莊視察，提問:“為什么能搞得這么多?”，禹作敏回答:“大小結合、土洋結合，以小為主，以多取勝”，“凡是大廠都劃成小廠，然后包下去。”

　　為什么“劃小核算單位就能翻番?”筆者跟蹤采訪時，是大邱莊總公司新提拔的兩位年輕的副總經理接待的。一位叫禹紹國，是禹作敏的大兒子。他原來是為他父親開車的，現在分管工業項目；另一位叫禹紹桐，這位小伙子是副總經理禹作章的兒子。他們都是禹姓家族的，雙雙兩代人都在一個領導班子。這兩位年輕副總經理講出了大邱莊的經營“奧秘”。他們說，劃小核算單位，理由是提高對市場的應變能力，實際卻是鉆政策的空子，因為天津市規定新辦企業由免稅1年變成2年，劃小核算單位就成了新辦企業，可以享受免稅兩年的待遇。國家稅類、稅種很多，許多工廠依法繳稅就賠錢，躲開稅就賺錢。知情人說，劃小核算單位還可以重復計算產值、利潤。因此，效益非常突出。

　　要鉆“政策空子”，必須取得工商、稅務部門的支持。1989年4月10日，筆者陪同原國務院農業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幾位專家學者來到大邱莊。禹作敏得意地向來訪者說:“我當了36年干部，挨了36年整，但我越挨整膽越大，越挨整越有經驗。”他介紹說，“大邱莊住著工商、稅務、公安派出所5個人，還有銀行。法院幫我要款。他們的工資半明半暗，兩頭都拿工資，派出所所長的工資由我開”。

　　國家執法部門歷來都是吃“皇糧”的，是代表國家公平、合理處理事務的。現在在大邱莊設專門機構，另外領著大邱莊的錢，就得首先為大邱莊辦事。“劃小核算單位”，工商管理部門就地為他們辦理營業證，就地免稅；大邱莊與外地人發生糾紛，領取大邱莊工資的公安人員首先保護大邱莊；打官司不用怕敗訴，領取大邱莊工資的法院工作人員會替大邱莊說話。禹作敏說“這些我都省心了”，他嘗到了官商結合的甜頭。

　　官商結合變成官商一體，禹作敏就有恃無恐，目無法紀，敢于以言代法，以身試法。

　　大邱莊成了禹作敏的天下。禹作敏實行“統一致富”，賜給了大邱莊人致富權，但他剝奪了大邱莊人對他的監督權。1990年3月的一天，大邱莊工業公司副總經理劉金剛的司機高玉川只說了一句“禹書記為女兒出嫁，在縣城蓋小洋樓花了不少錢”，禹作敏知道后怒發沖冠，這位司機受到審訊拷打，逼得服毒自殺(未遂)。當這位司機最后承認是聽劉金剛講的，禹作敏就窮追不舍。副總經理張玉英見狀，覺得有點過分，便勸禹作敏“這件事沒有多大，就不要再興師動眾了。”禹作敏怒氣沖沖地說:“張玉英沒人心，到了用你的時候，你就掉鏈子!”不久張玉英被指責為“與黨委不保持一致”，被撤銷了所有職務，并限期搬出領導住的“人才樓”，回到普通村民住的庭院去。金錢加權力在禹作敏及其家庭中顯示出無比威力。

　　1990年4月11日，禹作敏的一位叔伯侄女精神受了刺激，說是被她所在工廠副廠長劉金會污辱所致，禹作利非常氣憤，糾集一些人將劉的父親打死了。為給禹家開脫，一些人連續兩天打著“劉玉田死有余辜”的標語游行，要求從輕處理禹作利。禹作敏對劉家密謀迫害，對其家人監視跟蹤。他親自召開全廠職工大會，揚言“劉玉田應該早死，有水平的可以上臺揭發，沒水平的可以罵大街。”一些人在他煽動下喊出了“打死人無罪”的口號。

    來源：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