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莊是禹作敏充分利用手中的權力，依靠本村的“能人”與城市有關領導和企業結合而快速致富的。

　　大邱莊地處團泊洼，這里的農民歷來過著貧困日子。“文化大革命”中禹作敏帶領社員奮力學大寨，修臺田，仍擺脫不了貧困。當時全大隊耕種著400多畝土地，年收入只有20萬元，除去各項開支，剩五六萬元。年年都有超支戶、欠款戶，最窮的隊一個勞動日分紅只有2角錢，都是“窮光蛋”。1977年冬，在選舉黨支部書記時，農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誰能帶領大隊致富，誰當書記”，這對現任的書記禹作敏是個新的挑戰。他回顧總結了30年農村的曲折過程，深刻認識到“階級斗爭為綱，人心慌慌，以糧為綱，窮當當”，決心把工作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辦鄉鎮企業。他向社員保證，三年摘掉貧困帽子，如果實現不了，自動下臺。禹作敏因此取得了群眾信任，連選連任。

　　這是個人高度集權下的經濟改革。辦企業的先決條件是有項目，還得有地皮建廠房，更要有資金。這些都得通過黨支部書記才能解決。確定誰來辦廠就給誰創造條件。禹作敏自己組閣，他向群眾說:“各吹各的號，都聽我的號；不聽我的號，一個也不要。”他針對過去吃“大鍋飯”的弊端，實行“層層包，層層聯，人人都有自主權”，要讓“能人”先富起來。

　　大邱莊有一個叫劉萬民的，人稱“劉萬能”，原來在天津一家冶煉廠當工人，后提拔為設備科副科長，1962年經濟困難時期返鄉務農，還當過生產隊長。此人不僅懂冶煉技術，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他受禹作敏委派考察項目，知道搞冷軋比熱軋成本低，能賺錢。禹作敏當機立斷，從大隊籌集了幾萬元，又從別的單位借來幾萬元，湊足15萬元，要劉萬民、劉萬全兄弟倆從天津買來廢舊設備，辦起冷軋帶鋼廠，當年就賺了17萬元，成了大邱莊的發家工廠，再以滾雪球辦法，“母雞下蛋”，由一個廠變成4個廠。

　　1984年9月，新華總社記者林沫在河北衡水一帶采訪，所到之處都聽到農民對大邱莊富足的贊美聲，便到天津約筆者到大邱莊采訪。那年禹作敏55歲，他具有農村干部的質樸和坦誠，雖是初次見面，沒有什么寒暄，開門見山，完全用自己的語言，把一串串記憶準確的數字如數家珍般一口氣道來:全村3040口人，737戶，承包單位15個，固定資產2000萬。過去窮，土地鹽堿，村子破，偷、賭、迷信什么都有。為什么地主兼資本家能富?就是搞工業。現在有帶鋼、制管、印刷、電器4個廠，加上下屬工廠，年利潤1000萬元。他提倡高工資、高消費。當年一般勞力年工資是1000元，獎金2000元，比當地一般農民的收入高過十幾倍。談到致富經驗，他說:“我們是‘統一致富，不是包產到戶’。因為許多農民連天津也沒有去過，又不會說話，怎么會辦工廠賺錢?就得用‘能人’辦廠。過去有點毛病的都壓著，現在要用他一技之長。這15個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資獎金都由我定。工業賺了錢補農業，種地收入有的一年1萬多”。

　　“我用的人，群眾選出來的一個也沒有。民主選舉的可能是老好人，但不一定能產生效益。”他列舉了“選舉”產生不出來的幾位“能人”:

　　——黨總支副書記李鳳政，鬼頭鬼腦，什么都不怕，就怕我。人們說他有水平，有能力，但是左一股勢力右一股勢力制約著，選不上，是我說服大伙把他吸收到領導班子的。

　　——建冷軋帶鋼廠跑業務的劉萬民，日本統治時期當過幾天偽軍，農民對他很反感。黨總支就我個人用他。別人說“不要讓他丟臉”，我也認為他滑，但光老實能行?他把工廠搞起來，我在大會小會上表揚他，又幫他入了黨。

　　——插隊知識青年石家民，大會發言口才不錯，嗓門高，給人主持婚禮有一套。當了兩年廣播員，又讓她當了一年婦女主任，解決了組織問題(入了黨)，現在是總公司辦公室主任。

　　——禹作堯，高中畢業，最調皮，調到大隊當治保主任、民兵連長，培養他，現在是制管廠廠長。

　　——24歲的張延軍，學校出來后，在大隊養著200頭豬，喂了4個月，死了一多半，但他不甘心失敗，白天黑夜看養豬書，還守在豬圈用白草喂，我看他事業心強，先調他到大隊當團支部書記，后讓他當電器廠廠長。

　　聽了禹作敏介紹，真是耳目一新。當我們住下來才知道，禹作敏用的“能人”中，特別是承包大廠的主要領導多是禹作敏本家堂弟、女婿等家族成員，或是“忠于”他的貼心人。他規定承包廠長工資，每創1000萬利潤，個人提成10萬元，因此這些廠長都“玩命干”。

　　禹作敏以黨政領導兼家長身分對他們實行領導，既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又給他們創造條件，還為他們承擔各種風險。他們效忠禹作敏，有的說:“只要有一口氣就要賣命!”

    來源：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