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振平

　　看得出，媒體對邱曉華的“復出”頗感意外，因為在以往，高級干部違法違紀被查處后送進監獄的，就再沒有“復出”的機會了，除非是冤假錯案。而從法治的角度講，邱曉華從兩年前的“消失”，到現在的“復出”，其實都很符合邏輯。

　　中央紀委兩年前查處邱曉華，是嚴格依照黨紀、政紀和法律的要求進行的，對他嚴重違反黨政紀的錯誤給于了開除黨紀、開除公職的處分，并將其涉嫌違法的受禮和重婚問題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司法機關依法對其判處刑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家統計局長”、“高級知識分子”當然都不在免罪之列。

　　其次，有關部門按照中紀委監察部的處理決定和建議，將其清理出了中共黨員和國家公務員隊伍，剝奪了相應的權利，司法機關對其施以相應的刑罰，在其已經接受了紀律和法律的相應處罰后，其罪責已經消失，只要沒有新的罪責，就不得再受任何處罰。這就是刑法的罪當其罰，罪得其罰。而從刑罰結束的時候起，邱曉華就是一個自由、無罪之人，他可以做法律所允許的一切。

　　最后，在邱曉華失去中共黨員、國家公務員身份后，按照規定，他將不能再在國家機關和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企事業單位任職，也不能在一定的期限內申請入黨。除此之外，邱曉華享有普通公民的一切權利和義務，他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受到法律的保護，他可以自由地工作、生活，包括從事學術研究，發表研究成果。按照媒體所說，他被中海油下屬的研究機構聘為研究人員，并不違反有關規定。

　　但是，依我看來，對于邱曉華的“復出”，真正的意義在于：

　　第一，他讓我們看到，紀律和法律處罰的目的，既要讓違法違紀者受到懲罰，更要讓他們受到教育，懲罰和教育的目的都是要幫助他們改正錯誤、洗涮罪過，重新做人。所以衡量法紀處罰的效果好差，既要看他思想上有沒有受到教育，還要看他行為上是否積極悔過自新，從新做人做事。如果一個人受到法紀處罰后從此自暴自棄，消沉下去，碌碌無為，這不僅是個人的失敗，也是法紀的失敗和社會的失敗。所以，無論執法者還是社會都希望看到受過處罰的人洗心革面，重新振奮精神，奮發有為，成為社會的積極分子，重新為社會創造財富、作出貢獻。出獄后的邱曉華，仍然心系國家的宏觀經濟，積極發揮自己的學識和才華建言獻策，是令人欣慰的事情，正所謂“至恥而后勇”。

　　第二，從反腐倡廉工作的角度講，查辦違法違紀案件，從來就不是要把違法違紀的人都一棍子打死，更不是要把他們都推向黨和政府的對立面，推向社會的對立面。全國每年被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黨員干部多達十余萬人，絕大多數人受到黨政紀處分后，都認識、改正自己的錯誤，繼續工作，或到新的崗位重新開始自己的工作，他們仍然是我們的同志；十余萬人中只有幾千人受到了法律的懲罰，被清理出黨員、公務員隊伍，這些人中除了極少數頑固不化的人以外，其他人仍然會成為遵紀守法的普通公民。從黨和政府的角度說，他們仍是我們需要團結、教育、幫助的對象，仍是我們需要盡心保護、服務的對象，因為他們同樣是人民的一分子，是我們黨執政基礎的組成部分，是黨和政府的擁護者，是我們事業的支持、參與者。

　　我們黨的隊伍決不能容忍一個違法亂紀的黨員，不論他為黨作出過多少貢獻；我們的國家機關決不能容忍一個違法亂紀的高級干部，不論他具備多高的才能；但我們的社會完全能夠寬容和接納一個有污點的公民，更不會隨意拋棄、埋沒一個有用之才。在一個走向法治的社會里，道德與法律、公權與私權的邊界是十分明晰的，邱曉華因違法亂紀而從國家統計局長的高位上“消失”，又在出獄后從中海油下屬的研究機構中“復出”，這一經歷已經對此作了很好的詮釋，這是我們這個社會應有的常態，而不是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