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惑之(北京)

　　“社保體制”的完善和“醫療改革”的成功，是咱老百姓最高興的兩件大事。有病就醫和老有所養是“生存權”的基本內涵，“社保”和“醫改”關系到國人的命根子。昔日，國家“一窮二白”，強調“先生產，后生活”，“先修坡，后蓋窩”，“小車不倒只管推”，在“國庫羞澀”的情況下，沒有辦好這兩件事，苦了“三代人”，也就算挺過去了。如今，改革開放已經30年，國家經濟狀況今非昔比，有了很大的好轉，黨和國家倡導“關心民生，促進和諧”，讓老百姓享受到改革成果。想起“父輩”、“爺輩”的艱苦奮斗，終于迎來“孫輩”的幸福生活，心情無比快慰，九泉之下的“先輩”也可瞑目了。可是，春節期間朋友們在一起議論國家大事，對眼下“社保”和“醫改”的現狀，認為仍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

　　一位辦雜志的資深編輯，引用了兩位當代名人的話，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冠有“吳市場”雅號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在“對話改革30年成敗得失”的發言中，出語驚人，振聾發聵：“建立社會保障體制，是1993年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里，對于社會保障做出了很好的原則設計。但是實際執行中碰到了許多障礙，拖了14年也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其根本原因不是財政困難，而是有些部門從自己的權利、利益著眼太多……”(筆者按：根據《網易財經》的記錄稿，后面還有兩句直白——“所以愿意保留舊體制。所以遲遲不能實現”。)“吳市場”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厲股份”即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的認同，他說，“從國家層面來說，當前最要緊的是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同時對人民關心的教育保障、醫療保障、就業保障這些問題采取切實有效措施。”

　　資深醫療管理專家、衛生部醫改司原司長于宗河先生，在回答《中國青年報》記者關于國家“醫改”的提問時，有理有據，條分縷析，讓人信服：“現在不是國家沒有錢，按照2006年的GDP，全社會應該支出1萬億元給老百姓看病，但不是政府全拿，還有個人自付、社會統籌的部分。我國最窮的人也就幾千萬，剩下的都有一定經濟支付能力，再說也不是每個人每年都會看病，這樣不看病的就幫助了看病的人。人均每年400元醫療保險應該足夠，超過部分由自己買商業保險補充，這樣病人的壓力會小很多。”讀到此，頓生疑竇，這樣的好辦法“何樂而不為”呢？于宗河先生又一針見血地給出答案：“一個醫改，八套方案，本身就說明了部門利益和體制分割的問題，當然最后方案是選擇最佳方案。我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看病難、看病貴，醫院為醫療費叫苦的問題，國家應該走立法途徑——立國家衛生法，否則再好的方案執行起來也會有問題。目前來看，醫改方案是由多個不同利益部門協調形成的，帶有妥協性，落實到一些具體問題時，可能誰說了也不算，部門之間互相扯皮，造成效率低下的問題還是難以避免。實際上，197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和發展的決定》是很正確的，但沒有落實，應深思。”

　　“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是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的精髓之一。“社保”和“醫保”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專家們不謀而合、異口同聲地指出，這兩件事沒做好，“不是財政困難”，“不是國家沒錢”。看來又是一個“老問題”——官僚機構執行力疲軟。提高官員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黨內和諧又是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治國必先治官”，時下當吃趙本山代言廣告“蟻力神”補藥的是那些尸位素餐、辦事乏力的政府要員。對一些事業心和責任感不強、思想作風不端正、工作作風不扎實的公務員，應該“下課”。至于那些嚴重腐敗的官員，諸如陳良宇之流，必須繩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