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東輝

　　長安街頭含苞的玉蘭正在驅走這座古城最后的冬意，這多少為當下兩會的北京平添了某種時政寓意。

　　一年一度，首都北京再次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關注，是因為15天里，那座17.18萬平方米的白色建筑內每一次舉手、按鍵、投票，都將決定、影響未來5年我們國家的面貌，甚至，我們自己生活的面貌。

　　在現代政治制度產生之前，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是對立的，國家權力通過剝奪、壓制公民權利而存在。后來人們成立議會，制約國家權力，進而把公民權利體現于國家權力，這是一個長期爭取、長期改進的過程，這個過程至今仍在繼續、延展。

　　兩會作為中國獨特的政治制度，不同于西方的議會制度，它和國家權力不是相互制約的關系。它如何在最大程度、廣度上體現公民權利，如何公正、有效地將公民權利轉化為國家權力，也是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一個長期、艱巨的命題。我們看到，今天的兩會已經不再是國家意志向民眾單向傳導的簡單工具，越來越多的“民意”通過各種渠道、以各種形式在兩會上表現出來，并最終通過兩會作用于國家權力，這正是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可以眼見的成果。

　　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張茵提出了3個提案：勞動密集型企業應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降低富人稅負、鼓勵企業進口先進高效的節能環保設備，給予5年至7年的免征進口關稅和增值稅的過渡期限。張茵的提案在社會上引起爭議，一些人認為她的提案只是在為自己或者說自己的階層爭取利益，因為張茵委員本身就是富人、擁有勞動密集型企業、需要環保優惠政策。質疑者認為作為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應該為民請命，而不是只顧自己。

　　這里有一點，如果今年上會的所有代表和委員都為民請命，這個“民”就成了虛泛的概念。各個階層基于各自的利益，通過各自的代表來傳達各自的訴求，也許正是真正實現“為民請命”的有效途徑。而且，從中國傳統的“官商”關系來看，在“官”的面前，“商”永遠是弱勢、屈從的角色。現在“商”能站出來，對“官”提出質疑和要求，正是我們這個社會政治民主的巨大進步。

　　張茵的提案反映了她所代表的企業群體對其生存和發展環境的擔憂，這是可以理解的。在未來5年，每一個企業都在期待著一個利于自身生長的環境，從這個角度看，兩會聽到企業的呼聲應該越多越好，這有利于這個國家最高議事程序為中國企業的整體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政策環境。

　　在未來5年，中國將在發展與和諧、效率與公平之間尋找平衡點，以求我們前進的快車不至于偏離、不至于傾覆。而在這種調整過程中，企業既是最直接的參與者、推動者，也是各種政策、手段的被作用者。如何考慮它們的利益、發揮它們的作用，是決定未來5年大政方針的本屆兩會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故此，本期專題也將從企業民生在未來所要面對的政策環境、市場環境、執政環境、物理環境等各個方面，對本屆兩會的話題做以梳理。

　　從工業革命之后，企業作為經濟社會的基本組織，就已經成為推動國家發展的最主要的因素。沒有繁榮、健康的企業，我們的國家就不可能有繁榮、健康的未來。正是從這一立場上，我們才在這里為企業環境鼓與呼。我們更期待，本屆兩會能夠吸納、體現包括廣大企業家在內的各層民意，為這種體制最終成長為體現、實施公民權力的完善的政治制度，做出可貴的探索。

　　如是，則國運可期，復興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