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波

　　近日，從動蕩不定的伊拉克傳來一個好消息。伊拉克議會于1月12日通過一項《正義與有責任法案》，允許薩達姆時代的執政黨復興黨的中下級成員出任公職。觀察家普遍認為，薩達姆政權垮臺后，美國與伊拉克新政府實施的激進的“去復興黨化”政策，使不少無辜民眾為薩達姆政權的暴行“埋單”，帶來了廣泛的社會不滿和族群對立，成為伊拉克亂局的重要誘因。當前推出這一法案，對一時的矯枉過正加以糾偏，推動伊拉克各派走向政治和解，當屬一個積極的征兆。

　　從更深遠、更廣闊的歷史視角來看，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政治和解與政治寬容正在全世界范圍內形成一股潮流。一些在過去看似毫無出路的國際性沖突與爭端，都隨著各方的妥協與互動而使堅冰融化，例如北愛爾蘭沖突的和平解決、利比亞與西方國家關系正常化等。一些原本政權專制、社會各階層對立極其嚴重的國家，也在經歷了一定的歷史轉機之后，逐漸走上政治寬容、開放與自由的道路，西班牙、智利、南非、波蘭等國就是很好的例子。還有一些國家正在逐漸走出極端、狹隘的舊日陰影，向一種多元化的社會形態邁進。當此之時，我們也應對伊拉克寄予最良好的祝愿，期待它也加入這一世界性的進程。

　　當然，伊拉克政府此舉的主要目的仍然只是想辦法尋求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和解，與普遍性的社會和解還有很大的距離，前政權支持者與政府之間依然頻發的暴力事件便是很好的例證。更重要的一點是，對和解與寬容的倡導依然屬于政治或道德的范疇，不能以這樣的政治目標為借口來回避人們對歷史真實的探求，也不能以此來取代通過司法程序實現的正義。而真正的正義只能建立在每一個鮮活的個人對歷史真切的記憶之上，需要以一定的機制鼓勵所有受害者陳述他們遭受的凌虐，并保障他們的安全。單單局限于政治上層之間捐棄前嫌，只會讓問題遺留下來，而未在堅實的歷史真實基礎上構建的“和解”，將只不過是空中樓閣。

　　對于所有那些像伊拉克這樣在遭逢大難之后浴火重生的國家，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并構建未來的道路，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國內沖突過后、內戰結束之后或獨裁政權崩潰之后，一個國家如何從廢墟與往昔的陰霾中走出，這是一項世界性的課題。良好的應對能帶領一個國家走上坦途，錯誤的做法會將其再度拖入深淵。在這方面，南非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南非在種族隔離制度終結之后，已經在向完善的民主制方向前進，而南非前總統曼德拉主導設立的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這一轉型過程的點睛之筆。所有人對于自己曾經遭遇的暴行，都有權向委員會提出陳述與指控，遭控訴者也有權為自己辯護，并請求免于受罰。而且為避免出現一邊倒的“勝利者的正義”，南非的委員會對種族隔離政權與非國大等反抗力量侵犯人權的行為，均一視同仁地予以調查和譴責。

　　若以南非的成功標準來看，伊拉克新政府最初對復興黨成員 “除惡務盡”的做法，未免失之過嚴，因為薩達姆政權犯下的罪行，不能由那些“沉默的大多數”來承擔，而西班牙在佛朗哥獨裁體制終結之后，對過往的暴行不加司法追究，惟獨請求民眾寬恕與和解的做法，又未免失之過寬。當然，寬嚴之間的抉擇絕非易事，在療救政治創傷的時候，“饒恕”與“追訴”相比，何者更為有效，如何雙管齊下、恩威并施，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但毋庸置疑的是，不能以“忘卻”與“和解”為名來損害歷史的真實與司法正義。

　　政治寬容與和解是應當加以倡導的，但在此之前，首先需要使舊時代塵封緊鎖的事實重見天日，并以此來確定當政者的責任，以及那些普通人里的“自愿行刑者”的責任。惟有在事實清楚、責任明晰的基礎上，才談得上真正的和解。追求政治寬容與社會和諧并不意味著要對一個國家的歷史算一筆糊涂賬，以諸如“勿記惡”、“向前看”這樣的說辭來逃避過往，洗脫責任。和解意味著加害者的認罪和受害者的寬恕，兩者互為因果，真相與正義則是共同的前提。我們期盼伊拉克能走向這樣的方向，也將同樣的期盼寄予世界其他地方。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