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語；人人說話

　　最近看到主流媒體關于日本的報道，都是日本“零Bonus時代”以及“臨時工增加”這樣的新聞。從中國學者到普通老百姓，似乎已經漸漸走出了“歷史的重負”，學會了用更為理性的眼光來審視這個鄰國。但相關經濟分析或報道總讓人覺得日本經濟已現“遲暮”之勢，那個遭受了西方金融貨幣戰爭圍剿的日本，不僅失去了一個“十年”，而且十年后它似乎更加孱弱了。比起那些更吸引人們眼球的美國公司的風云變幻，日本公司真的淡出了我們的關注視線。

　　《三井覬覦中國》為我們提了一個醒，至少它告訴了我們，匍匐在微觀經濟中的日本公司絕對沒有“遲暮”，綜合商社以戰略性的布局和迅猛的動作在占領下一個經濟發展的“制高點”。當更多的中國學者和精英在防范中國成為下一場金融戰爭的“獵物”的同時，在日本綜合商社觸角遍布的微觀經濟領域——貿易、物流、資源以及零售各個領域，我們還應該提高警惕。當然，我們更要多向它們學習——這是這個國家對中國最大的價值。

　　次級債危機打開機會之門

　　自2007年6月以來，美國次級債危機的風波越刮越烈。在這場由投資銀行等自編、自導、自演的危機中，金融大亨們無人能獨善其身。目前僅金融機構公布的因美國次級債危機導致的撥備損失就已接近千億美元。從二級市場看，歐洲金融股是2007年表現最差的股票類型之一，美國的金融股也不招人待見。

　　盡管美國和歐洲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但至少從目前來看，次級債危機的負面影響甚至還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

　　在這場危機發生后中國的政府和企業應該做些什么？首先是以美國為鑒，反思我們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完善相關的金融貸款體系，預防可能發生的金融風險；其次，進一步加強對外匯的流動性監管，尤其是外匯的流入；第三，研究與防范次級債危機蔓延對中國出口驅動型經濟體系的影響；第四，借海外金融企業大規模裁員，趁機吸納國外高端金融人才；第五，選準時機，積極購買海外金融巨頭們的“不良資產”，讓中國的金融企業真正走向世界。前三條是防御性措施，后兩條為進攻性措施。并購或參股國外的金融企業，是大國崛起的重要標志。在正常情況下，國外大投行的后院是不會向發展中國家的金融企業開放的，次級債危機恰為我們打開了機會之門。

　　購買海外金融巨頭們的“不良資產”可謂一舉數得：可了解到國際金融界的核心信息，可學到國際金融界最先進的管理方法，可緩解國內巨額外匯儲備的壓力和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可解國際大投行們的燃眉之急。這不僅可為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換取成色十足的籌碼，也為中國企業走出國門換到了真正的利益溢價。機遇稍縱即逝，政府部門要在這難得的機遇面前抓住機會，為國內企業尤其是金融企業走出國門進行海外投資、并購創造條件：加快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并采用變速跑的方式在上半年大幅升值，下半年小幅貶值；另外，在財政稅收方面也需要給予有力的支持。

　　北京讀者 遠山

　　以“反市場化”的融資體制調整治理中國股市泡沫

　　最近，新股發行制度“改革”再次成為各方關注的話題，核心依然是應否讓廣大投資者獨自承擔接軌的代價？

　　圍繞中國股市，我們有太多的詩人和金融工程師指點江山，卻少見真正的哲學家。無論是那些放火的還是主張政府干預滅火的，他們看似對立實則是同類。他們熱衷以新的取代舊的(如用市場增發取代過去的配股)，關注事實是什么(有沒有泡沫)，卻拒絕討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或者誰應該為那些壞的結果負責，如何才能變得更好而防止更壞。而回避這些討論的理由就是“市場原則”。由此，中小投資者常常是不公正的受害者，但最后卻被視為泡沫的制造者、自作自受的賭徒。

　　因此，中國證券市場的治理與規范重心依然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不是趕時髦的創新與急功近利的發展。股權分置改革是政府干預的成功范例，其不足也是這種干預力度沒能到位。讓股市恢復投資功能，其公正合理的解決方法不僅不能是市場化，而且應該重新強調政府主導。針對新股發行，市值配售輔之以按賬戶限額申購(例如一戶一手)是很好的方法。將二級市場溢價截留于二級市場之內，幾乎是無痛接軌的唯一選擇，至少它保證了泡沫存量的固化(新股泡沫實際上轉化成了二級市場的收益，因而可以在不損害投資者利益的情況下相應地降低市場估值)。隨著股市規模的擴張，泡沫逐漸由惡性腫瘤演化成良性腫瘤，再圖后續解決。新股上市的定價和再融資也應該首先與國際接軌，再融資應該擯棄目前的市場化增發，回歸過去行之有效的方式——配股。監管部門可以以窗口指導的方式引導投行工作，以國際市場尤其是香港股市作為參照決定新股發行價格和配股定價。只有讓上市公司意識到真實融資成本的存在，他們才會理解資本的寶貴，從而下功夫去提高效益。

　　南京 褚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