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里有些慢鏡頭，有些跳躍的鏡頭，想著那么拍就那么拍了，無可解釋，也沒有刻意創新。“航拍”的一段，稱不上是真正的航拍，用的是滑翔機而不是直升機，五百萬的投資還不能那么個花錢法。翻車一段也不是真的“高科技”，朋友戲稱“二維動畫”，是假，似乎也沒想著真，黑社會的面包車落水，老大不見了，一只猴子探頭探腦地出來，也不是預設，演老大的尹力那天沒來，他不樂意下水，臨時租了猴子，有了老大變猴子的戲碼。“再給猴子穿個跨欄背心就好了”，說到這馬儷文也樂了。

　　“你覺得你是個有幽默感的人嗎？”

　　“時有時無，放松點說點什么還行，有時很拘謹，不好意思，心想一段話都背了好多天了，怎么還這樣，上不了臺面。面對陌生群體會緊張。”雖然她說要有點娛樂精神，但跟她絮絮聊了半天得來的印象，她的形狀仍然不是自然流暢地拼進“娛樂”的嘈雜熱鬧里，亦不是機靈搞怪。

　　馬儷文總結《我叫劉躍進》，用的最多的一個說法就是“事情就是這么一個事情”。看完就完了，也不用去深究什么，她自己拍完也就完了，如同交功課，現在想得最多的是下一部要拍的《桃花運》怎么開機，《桃花運》本來應該是她的第三個電影，因為各種原因停了，劇本是她花了一年時間自己寫出來的，做了不少采訪——一個頗具魅力的小男人如何在一群情感缺失的女人之間游刃有余地騙錢騙色，被抓后這些女人還想方設法地撈他出來。這種是她喜歡和擅長拍的，就像當初看到張潔的小說時，立刻覺得自己能拍，于是開始四下找錢，那是她第一個電影。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的拍攝過程聽上去圍追堵截，兵荒馬亂，“懂人，不懂技術”，她說當時就是這么個情況，只會給演員說戲，技術方面什么都不懂，在片場說得最多的是，怎么辦啊。拍了四天的三批樣片全部作廢，制片人把膠片扔到她面前，拋下一句，一堆垃圾。美術出問題，攝影出問題，錄音后期一聽好多沒有錄上，電影的技術審查險些沒有通過。“技術是排在人之后的第二位，但是不懂技術也不行。”非得實打實地趟過一遍，才知道電影是怎么拍的。“現在看那個片子發現有好多問題，但當時那個能力和狀態，拍出來就是它了”。到了《我們倆》，已經圓潤了不少，“第二部比第三部好，從容點，東西小好施展，環境也小人也少”。都說《我們倆》是她的個人經歷，到現在似乎不承認也不行了，的確有經歷和感情在里邊——她在中戲的學生時代。

　　馬儷文在中戲念的是導演，學院里教的東西還是有用的，上午藝術課，下午實踐課，看高年級的匯報演出，去電影學院觀摩，每天騎著叮叮當當的自行車穿過學校旁邊的小巷子，氛圍的影響對她有作用，從前都是雜著來的，七拼八湊，對電影的系統的認識從學校開始，不過拍電影卻得是在實踐里一點一點磨煉。她似乎不是那種典型的文藝分子，也不屬于思辨型，但是動起手來穩定，有感情，有細節，有滋有味，下判斷說道理的時候少，多數時間在講故事，貫穿其間的是一種相當樸素踏實的價值觀。

　　價值觀，或者說看人看事的方式也一直在變，跟拍電影一樣，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年紀越長越覺得拍電影是個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內容，看到別人堅持某樣東西有時也會自責，有時就讓它過去了。

　　“你要說想開了，也不是，每個人都很渺小，我就是小船在大海里順波逐流，把自己這點東西運回老家去。”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