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以糧、油、肉等食品為主導的居民消費價格大幅上漲，給低收入群體的生產生活帶來了較大影響，其總體支出增加，生活質量下降，生存壓力加大。參加此次“兩會”的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議，廣東應建立糧食儲備、食用油儲備、豬肉儲備，并在物價顯著上漲時期恢復票證供應制度。(1月16日《新快報》)

　　票證時代是一段漫長的、抹不掉的記憶。有關資料顯示，從1954年起全國范圍首先實行四證、三票制度：四證：城鎮居民糧油供應證、工商原料用糧憑證、牲畜飼料供應憑證和城鎮居民供應憑證；三票：全國糧票、地方糧票和地方料票，從此開始了長達三十多年的票證供應時代。票證終于在1992年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徹底的結束了票證時代。票證供應制度，緣于當時的國民經濟處于恢復時期，糧食與其他生活必需品十分緊缺，國家實行定人定量發放各類票證，憑票購買的辦法。票證見證了計劃經濟時代、見證了商品緊缺的年代。或者說，票證是計劃經濟和商品緊缺下的產物。

　　據悉，尚有一部分票證散存于民間，經有心人的多方收集和匯聚，除供鑒賞之外，有人認為，或許會有若干昭示后人的作用——請記住，我們前輩們曾經過的艱難與曲折。眾所周知，散存于民間的票證，或許有收藏價值、鑒賞價值、記憶價值，但已失去流通價值、使用價值。如今，朱列玉代表提出“恢復票證供應制度”到底是否可行？

　　去年以來的居民消費價格大幅上漲，“漲價”已成整個社會的“關鍵詞”，已成消費者抹不去的“痛”。尤其讓人擔心的是，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會否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國家發改委3日下發了《關于實施基本生活消費品提價備案制度的公告》，規定，從今年1月1日起，凡是糧食、食用植物油、豬牛羊肉、牛奶和液化石油氣等與人民群眾生活關系密切的重要商品和服務的經營者，在一次性提高價格5%以上，或10日內連續提高價格累計達8%以上，都應向當地有關部門報告，違者必須退回原價或降低調價幅度。自“限漲令”之后，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3日簽署國務院令，公布《國務院關于修改〈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的決定》，修改后的《處罰決定》最大的亮點就是讓處罰“漲價”。

　　遏制物價的瘋漲，人人都有進言獻策的責任、權利。廣東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議的“在物價顯著上漲時期恢復票證供應制度”，也是一位人大代表的責任使然。誰也不能保證進言獻策是絕對正確的，也不能因為擔心建議是否正確而放棄進言的權利、丟棄獻策的責任。筆者認為，恢復票證供應制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開歷史倒車”，或者說是“病急亂投醫”的方子。有道是理越辯越明，不妨理性分析。

　　現今的“漲價風”并不是緣于商品的緊缺，又是在市場經濟之下，票證便失去生存的“土壤”。漲價一定程度上是“哄抬”起來的，價格違法行為屢見不鮮，串通漲價、操縱市場、逼宮上漲……即便實現了糧票、油票、肉票供給制度，可能會一時保障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必需品供應，但無益于物價大幅上漲問題的解決，甚至可以形成一個人民的基本生活消費得以滿足的“假相”。

　　讓票證成為歷史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選擇，“恢復票證供應制度”一定程度上既是對遏制物價的瘋漲信心不足的表現，也是對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缺乏信心的表現。一個人的信心不足也是一個信號，民眾對物價瘋漲乃至對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旦失去信心就可怕了。只有用健全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漲價才是根本之策。遏制漲價，尤其是防止明顯通貨膨脹，考驗著各級政府駕馭市場經濟能力和健全市場經濟體制能力。

　　-王旭東